这话当然让人不服气，拿出一个片子让他评价，陈虻看之前就说：“我跟你们打个赌，这个片子肯定没有特写。”
　　他们不信，一看果然没有。
　　他说：“为什么肯定没有？因为摄影肯定不敢推特写。为什么不敢？因为他不知道推哪张脸。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事儿，他怎么推啊。推就是一次选择。”
　　底下窃窃私语，意思是——你推一个看看？
　　他举例子：“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他没拍过什么片子，说用不着以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可以当领导：“判断一个运动镜头的好坏，不是看流不流畅，要看它为什么运动。一个摇的镜头，不是摇得均不均匀，而是摇的动机是否深刻、准确。”他每年审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审片时，手边一包皮七星烟，一包皮苏打饼干，十分钟的片子要说一两个小时，每次身后都围一堆人。做片子的人当然都要辩解：“这个镜头没拍到是因为当时机器没电了”；“那个同期的声音质量不行所以没用”……
　　他就停下：“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么聊，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

　　胆子大点的人说：“聊天也不是光听你的吧。”
　　他摇头：“你不是在想我说的这个道理，你在想：‘我有我的道理。’这是排斥。这不是咱俩的关系问题，是你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
　　他有一点好，不管骂得多凶狠，“你认为对的，你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我不是要告诉你怎么改，我是要激发你自己改的欲望。”但你要投入了，他又要把你往外拉：“不要过于热衷一样东西，这东西已经不是它本身，变成了你的热爱，而不是事件本身了。”
　　你点头说对对。
　　他又来了：“你要听懂了我的每一句话，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打击得你哑口无言，他还要继续说：“你别觉得这是丢人，要在这儿工作，你得养成一个心理，说任何事情，是为了其中的道理，而不是说你。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可以了。”
　　总之，没人能讨好他。但大家最怕的，是他审完片说“就这样，合成吧”，那是他觉得这片子改不出来了。只能继续求他：“再说说吧，再改改。”他叹口气，从头再说。
　　审完片，姑娘们抹着眼泪从台里的一树桃花下走过去，他去早没人的食堂吃几个馒头炒个鸡蛋，这就是每天的生活。

　　陈虻的姐姐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她把病中的父母送回家，自己守在病房门口，不哭，也不跟别人说话。
　　我以前不认识她，在她右手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靠在我肩膀上，闭上眼。她的脸和头发贴着我的，我握着她手，在人来人往的走廊上坐着。
　　老范过一会儿也来了，没吭声，坐在她左手。中间有一会儿，病房医生出去了，里面空无一人，我把她交给老范，走了进去。
　　陈虻闭着眼，脸色蜡黄发青，我有点不认识他了。
　　最后那次见，他就躺在这儿，穿着竖条白色病服，有点瘦，说了很多话，说到有一次吐血，吐了半脸盆，一边还问医生：“我是把血吐出来还是咽下去好？”有时听见医院走廊里的哭声，他会羡慕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说可以不痛苦了。说这话他脸上一点喟叹没有，好像说别人的事。当时他太太坐在边上，我不敢让他谈下去，就岔开了。
　　敬一丹大姐说，陈虻在治疗后期总需要吗啡止痛，后来出现了幻觉，每天晚上做噩梦，都是北海有一个巨人，抓着他的身体在空中抡。
　　是他最后要求医生不要救治的，他想离开了。
　　我垂手站在床边，说：“陈虻，我是柴静。”

　　他突然眼睛大睁，头从枕头上弹起，但眼里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床头的监视器响起来，医生都跑进来，挥手让我出去。
　　这可能是一个无意义的条件反射，也可能只是我的幻觉。
　　这不再重要，我失去了他。
　　这些年他总嘲笑我，打击我，偶尔他想弥补一下，请我吃顿饭，点菜的时候，问：“你喝什么？”
　　我没留心，说：“随便。”
　　他就眉毛眼睛拧在一起，中分的头发都抖到脸前了：“随便？！问你的时候你说随便？！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谈自己愿望的习惯了！”
　　这顿饭算没法吃了。
　　但好好歹歹，他总看着你，楼梯上擦肩而过，我拍他一下肩膀，他都叫住我，总结一下：“你现在成熟了，敢跟领导开玩笑了，说明你放松了。”
　　我哈哈笑。
　　他一看我乐，拿烟的手又点着我：“别以为这就怎么着了，你离真的成熟还远着呢，就你现在青春期这小资劲儿，毛病大着呢，不到三十多岁，不遇点大的挫折根本平实不了。”
　　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
　　八年来，我始终跟他较着劲，他说什么我都顶回去，吵得厉害的时候，电话也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