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同事短信：“陈虻病危。”
　　去医院的车上，经过新兴桥，立交桥下灯和车的影子满地乩晃，我迷糊了，两三个月前刚见过，简直荒唐……不会，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许，就不会发生。
　　一进门，一走道的人，领导们都在，我心里一黑。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们说陈虻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房门关着，崔永元一个人站在病床边上，握着陈虻的手。
　　我站在门外，透过一小块玻璃看着他们。
　　陈虻一再跟我说，评论部里，他最欣赏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说：“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工作，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其实是投机取巧。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
　　陈虻那个时候是副主任。小崔说：“他审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
　　片子录完，陈虻要签播出单。
　　小崔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边，握着陈虻的手，我站在门口，从小窗口看着他俩。
　　崔永元说过：“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崔永元和白岩松是“东方时空”原来的制片人时间发掘的，刚来评论部的时候，饭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他俩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友，也是业务上的对手。
　　我第一次参加评论部的会，刚好是时间最后一次主持。他要离开了，坐在台上，一声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烟，底下一百多号人，鸦雀无声。
　　他开口说：“我不幸福。”
　　又抽了两口，说：“陈虻也不幸福。”
　　他是说他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
　　说完，把烟按灭，走了。
　　我开的第二个会，是陈虻主持的。他接手了“东方时空”，正赶上十一长假后，开场是：“我不是来当官当领导的，我就是教练，不负责射门。我只是盯着你们，谁也别想躲过去。”
　　他让我们观摩能找到的所有国外优秀节目：“你们要把每个片子拆分到秒，从每个零部件去学习。”
　　我接下茬：“看来是这辈子最后一个假期了。”
　　大家哄笑。
　　他正色说：“你说对了。”
　　散会后他找我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我听着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说，“一九九三年我要给‘生活空间’想一句宣传语，怎么想都不满意。问到家里，恨自己，恨到用头撞墙，咣咣作响。睡到凌晨四点，突然醒了，摸着黑拿笔划拉了这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进去，你能做好事情么？”
　　陈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说过：“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孙玉胜任命他当制片人时，他才三十出头，部里很多有资历的纪录片人，觉得他没什么电视经验，有点抱臂旁观。他上来就不客气：“别以为你拿个机器盯着人家不关机就叫纪实，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