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得很清楚。带着一点讥笑看着我：“你怎么不给山西办点好事儿？”
　　“我办的就是。”
　　王惠琴七岁了，剪了短头发，黑了，瘦了，已经有点认生了，远远地站着，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两只缺了的门牙。
　　她家还是没有搬，工厂也没搬。在省环保局的要求下，企业花了六千万把环保设施装上了，带着我们左看右看：“来，给我们照一照。”我问：“你这设备运行过吗？”老总的儿子嘿嘿一笑：“还没有，还没有。”
　　当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厂的烟筒，炸的时候，有个在工厂打工的农民爬到了烟筒上，苦劝才下来，跟我说：“你说我干什么去呢？地没了，贷款也难，房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干点买卖，我也不愿意干这个，谁不是早晨起来天天咳嗽？”
　　八月，我采访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他说：“山西以往总说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耻而后勇，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治污。”
　　我问：“之前也一直在说治理污染，但关闭了旧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开出来，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以前管不住？是因为责任制和问责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真正落实。就算经济总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员时，环保不达标，就要一票否决，钱再多，官员提升无望。”
　　我问：“也有人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你任期的一个运动，过去了，可能会恢复常态？”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责任制，一个是问责制，只要这两条能够认真坚持的话，我想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在污染发生前，就让公民参与进来去决定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说：“你提了一个很对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公民运动，让公民知道环境到底有什么问题，自己有哪些权利，怎么去参与，不然……”
　　他没说下去。
　　一个月之后，临汾黑砖窑事件，于幼军引咎辞职。孟学农任代理省长。一年之后，襄汾塔儿山铁矿溃坝，二百七十七人遇难，孟学农引咎辞职。我从家乡人嘴里听到一句惨伤的自嘲：“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临汾八年内换了五任班子，塔儿山溃坝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员副厅级干部四人、处级干部十三人、处以下干部十七人。当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服刑一年。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
　　没有太多选择。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三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根据环保局二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在二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