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人类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地之一，那时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脱壳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兴起。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旅行时高明度的阳光、绿荫、浓重的色彩、动物的啼叫，给我的童年之感，也许是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躺在那里感觉到的东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远古记忆。
　　幼年，我们无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欢下雨，沟渠漫溃，雨停后一片泥涂。这些泥涂被大太阳晒得结了干板，变得极为平滑。我们拿着小刀就去撬起几块来，手感滑腻，拿在手里削，没人教，也没图样可参考，我最擅长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枪，握在手里比划。我妹更小，连这个都不会，只能拿一个装万金油的圆盒子，找点稀泥巴，等干了磕出来，晾在滩上，圆圆一小粒排起来，就算是艺术创造了。
　　我们不懂大人的烦愁。
　　山西百分之八十都是丘陵，黄土是亚细亚内陆吹来的戈壁砂石细末，一逢大雨，雨夹泥冲沟而下，曾经把整个打麦场冲毁，十几万斤麦子全入汾河，连坟头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麦子地或者桃树垄上，大家跪一排烧纸。人越多越垦，越垦越穷，千百年来大概如此。周秦时还是清澈的“大河”，到东汉“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从此大河被称为“黄河”，是命脉，也是心病。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堆积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约束，形成悬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间，下游决口泛滥一千五百九十三次。
　　而当下，大汛甚至成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支援东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国外调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总采煤一百二十亿吨。可以装满火车后一列接着一列在地球上绕三圈，老头儿给我们的报告里写：“每开采一吨煤平均破坏的地下水量为二点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水井干枯，地面下陷，岩溶大泉流量明显减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断流长度达百分之四十七。”

　　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
　　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
　　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五十年了。”
　　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二十年。”
　　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二二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三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
　　站在我家门口往东看，远远能看到个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儿山。山顶宝塔一直还在，这里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北侧的崖被铲成了六十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红色砂岩剥离得厉害，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采矿塌陷的大坑，深可数丈。
　　有一天几个人来我家闲聊，说塔儿山那里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个村子塌了。“那个谁，开着一个拖拉机，咔一下就掉下去了。”
　　他们吸一口气，歪个头“邪门”，磕一下烟，再聊别的事。
　　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
　　黑灰满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载的车轧烂，车陷在烂泥里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货车，无首无尾，大都是红岩牌，装满能有七十吨重。
　　我去的叫老窑头村。九十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皮，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八万。一千三百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元。人们过得比十年前还穷。
　　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雇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后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着，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

　　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着，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千五、两千……两千五……两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台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头上歪戴个军绿雷锋帽的大爷，眉开眼笑地指着戏台对我说：“哎呀，那还说啥，那是钱么，是钱么。”
　　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着，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连婴儿也可以领，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买了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着，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高原，但这山顶上已经沙化得很厉害，长满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风一吹，我能听见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为了让这个小城市精神一点，有一年它和所有临街的楼一起被刷了一层白浆，黑灰一扑，更显残破。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院里满庭荒草长到齐腰高，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着。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被凿走了。我小时候坐的青蓝石鼓也不见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来后挖走的，用砖再填上，砖头胡乱地龇在外头。
　　房子属于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这是各家商议的决定，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二五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九国道。每天一万六千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佛犹如此。
　　我把眼一闭，心一硬，如果现实是这样，那就这样，这些是没办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几年后，石榴树被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电话里冲我爸又哭又喊，长大成人后从没那样过。我爸后来找了一个新地方，又种了一棵石榴，过两年来北京时提了一个布袋子给我，里面装了几个石榴，小小的红，裂着口。
　　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着，在旅行的时候回忆童年。但我是从那儿长出来的，包皮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
　　“再也”，这两个字刺目。
　　我和老郝动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个官员，他说：“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临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