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分手了？为什么？”
　　“他现在怎么样？”我问小绵。
　　“他表面上没有什么，你知道他们干这一行的，心里怎么想，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我替你们可惜，他是个好的男人。”
　　“我知道。”
　　“真希望可以看到你结婚。”她说。
　　我苦笑：“应该会有那一天吧！”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她喜孜孜地说：“我怀了第二胎，希望这一胎是女的，便可以凑成一个好字。”
　　“恭喜你，你是我们当中最幸福的一个。”
　　“也许是我要求比较简单吧。”
　　小绵选择了一条最正常的路，嫁给一个养得起她的丈夫，生一个“好”字，相夫教子，未来的日子，是为儿女该进入哪一间幼稚园、小学、中学以及该到哪个国家留学而烦恼。四十岁，忧虑丈夫有外遇，侥幸过了这一关的话，便要为儿子娶什么女人，女儿嫁什么丈夫而操心。并非每一个女人都要得到最好的爱情，她们明白代价。只有我这种女人，才会为了虚无飘渺的爱情浪掷青春，到头来一无所有。
　　公司在北京的业务已经上了轨道，并且聘请了两名职员，专责北京事务，我的工作基地又变回香港。
　　“林方文好象也是一个人。”迪之告诉我。她的消息来自唱片界。
　　“一个才子不可能没有爱情的，否则就写不出情歌了。”我说。
　　“失恋也是创作的泉源。”迪之说。
　　“你甚少会说出这么有智慧的话。”
　　“你这么刻薄，真该由林方文来收服你。”
　　“你既然和徐起飞分手，为什么不去找林方文？你也不过为了他吧？”光蕙问我。
　　“我跟徐起飞分手，是因为我不爱他，而不是为了林方文。”
　　“如果林方文从来没有出现，你便会死心塌地地爱徐起飞。”光蕙说。
　　“恋爱是不能假设的。”
　　“廿七岁，我们都快廿七岁了，好象还是昨天的事。”迪之有感而发。
　　“我曾经以为自己会在廿八岁结婚的，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光蕙说。
　　“说不定的，世事变化万千。”我说。
　　“我会搬出来住。”光蕙告诉我们，“他替我租了一间房子。”
　　“你要正正式式当他的情妇？”迪之问她。
　　“这样你会快乐吗？”我问光蕙。
　　光蕙点头：“我一直渴望嫁给一个爱我而又令我生活得很好的男人，他唯一做不到的，只是不能跟我结婚。”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老了，他回到太太身边，你便一无所有。”我说。
　　“你现在不也是一无所有吗？至少我和我爱的人一起。”
　　星期天，我们替光蕙搬屋，她的新房子在跑马地，她终于可以搬去跑马地了，虽然不是嫁去，倒也和嫁去差不多。房子有八百多尺，装修得很女性化，听说上手住客也是一个单身女子。单位内有一个小阳台，比林方文家那个阳台大，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一群年青男子在马场草地上踢足球。
　　“那个穿绿色球衣的很英俊啊。”迪之说。
　　“你又在看男人？”光蕙走出阳台看热闹，“你已经有田宏了，他不是运动健将吗？”
　　“他不喜欢踢足球，他嫌踢足球野蛮，我倒喜欢看野蛮的男人。”
　　“男人本来就很野蛮。”我说。
　　“是吗？”光蕙问我。
　　“他们比女人原始，他们的需要也很原始，所有从来不懂得爱。”
　　“是的，女人比男人擅长爱。”迪之说。
　　“所以女人常常吃苦。”光蕙说。
　　“男人对女人就象对待脚下的球，他们只想控制它、驾驶它。”迪之说。
　　“我喜欢被驾驶的，真的，那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光蕙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