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以前的一篇文章，俄罗斯文学课作业。课没去过几次，怀着游戏的心态写了这篇文章。拖拖斯基老师应该被雷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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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分析《罪与罚》与《水浒传》中不同的“杀人”心态
　　摘要：《罪与罚》与《水浒传》这两部著作都就“杀人”这一问题经行了讨论，关于“杀人”的不同见解体现着不同的文化道德取向。
　　关键词：罪与罚水浒杀人道德取向
　　引言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代表作，这部作品以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杀人之罪与罚为中心线索，对“杀人”的合理性、“杀人”者的归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当时的重要现实问题，以及罪与罚、善与恶等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水浒传》，这部描写农民起义的中国小说，也就“杀人”的动机、“杀人”者的命运经行过阐释。同样是“杀人”，《罪与罚》中的分析与《水浒传》有惊人的相似，也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拟就两部作品中“杀人”的动机、杀人者命运的异同进行浅要地讨论，借以管窥中俄不同的传统文化取向。
　　一、“不平凡”人与“替天行道”
　　在《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是个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他衣衫褴褛、走投无路，但仍渴望摆脱贫穷，挤入上流社会。在对现实苦难的思考中，他得出这样一种理论：人可以分为平凡和不平凡两类，前者在世上任人宰割，后者可以为所欲为。他进而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对旧的社会伦理秩序的亵渎和叛逆,而社会变革的领导者也必然是谋杀旧秩序的“罪犯”,这些罪犯同时也成为了创造人类历史的“行动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希望成为拿破仑式的不平凡者，在这种欲求的推使下，他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是为了金钱，为了饥饿而杀人”，促使他杀人的真正原因不是物质欲望，而是一种文化精神需求。他杀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劫富济贫、主持正义，在杀人实验实施的一个半月以前，拉斯柯尼科夫听到了一大学生关于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谈话，这与他的想法完全一样。
　　“‘杀死她，拿走她的钱，然后借助她的钱好让自己为全人类和公众事业服务：你认为怎样？——几千桩好事不能抵消一件小小的罪行吗？用一条人命来换取几千个生命，使之免于腐烂和朽败，用一个人的死来换取一百人的生——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啊！’”
　　对拉斯柯尼科夫来说，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把困境中只能靠抵押变卖为生的穷人逼十至绝路，是社会非正义的象征。老太婆是吸人血的虱子、寄生虫。由此，杀了嗜血的寄生者就是救世，消除这种非正义就是一种维护正义。而且，那个被结束的生命是无关紧要的，而由此来的好处却惠及大多数人。在这种功利主义伦理理论影响之下，杀人也就理直气壮了。

　　然而仔细想来漂亮的理论不过是犯罪行动的外衣，拉斯科尼科夫的杀人行为主要还是由贫穷和社会不公促成的，那一套理论不过是用以安慰自己的借口，以使自己有别于谋财害命的杀人凶手。因而与其说拉斯科尼科夫杀人是为了成为“不平凡”的人，还不如说是他的杀人行为只不过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在《水浒传》中个人施行的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主要是复仇杀人，这个“仇”可以是自己的“仇”，比如林冲的复仇是因为高衙内父子的苦苦相逼十；也可以是别人的“仇”，比如鲁智深打死镇关西是因为金翠莲受尽镇关西的压迫。正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是就出手。”《水浒传》中的这类杀人行为主要是对邪恶势力以及压迫凌辱的反抗，杀人者对这种阶级复仇表现得十分坦然，并认为这种杀人是“替天行道”、“铲奸除恶”。然而，“替天行道”只是口号，梁山好汉们复仇杀人很少想“道”的问题，不过是义愤难平，图一时之快而已。“替天行道”也不过是好汉们拉帮结伙的招牌，一方面用以安慰入伙的正义之士，让他们觉得自己和真正的强盗是有区别的；另一方面为好汉们杀人抢劫进行理论美化。
　　所以，无论是拉斯科尼科夫的为成为“不平凡”人而杀人，还是施耐庵笔下的“义气烈汉”为“替天行道”而杀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理论是自欺欺人的借口。
　　当然，就理论本身而言，差异还是有的。“不平凡人”理论似乎与尼采的“超人”思想有些许一致，但《罪与罚》创作于“超人”思想发表之前，想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会是受到尼采的影响。从历史方面看，拉斯柯尼科夫根据的或许是拿破仑式的超人思想。在《罪与罚》问世的前一年（1865年），波拿巴三世宣扬拿破仑主义的《尤利•凯撒传》一书的俄文版分别在巴黎和彼得堡发行。该书序言写道，有两种逻辑和法律，第一种用以判决普通人，第二种特殊的，用以判决“英雄”和“世界天才”。小说中拉斯柯尼科夫凭着超人有权杀人这一思想，与这种拿破仑主义思潮的冲击不无关系。
　　而《水浒传》中的对“替天行道”最权威的解释出现在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向宋江授“天书”时说的那句话：
　　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驱邪归正。
　　“天行道”的观念在，儒道两家的文献资料中都有记载，但作者之所以让九天玄女这个道教人物给“天书”，或许是因为作者更倾向与道教关于“天行道”的诠释。“道”在原始道教中指维护社会、自然健康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这一规律行事，就会天下太平、风调雨顺；逆“道”而行，社会、自然就会混乱。而这里的“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却又是儒家思想。儒家的“道”当是仁义、忠孝之道，这于道教的诠释并无抵触，在儒家看来“仁义、忠孝”就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由此可见，《水浒传》中的杀人理论来自于儒道两家的理论。

　　二、救赎与道德
　　拉斯科尼科夫在杀人之后，并没有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反而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虽然他坚信杀人的理由是正确的充分的，但他还是无法摆脱剥夺他人生命的罪恶感。最终他在道德的感召下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选择了自首。然而自首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理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成立的。他的自首应该说是出于他对周围爱他的人和他所爱的人的一种回馈,这些人包括他的母亲、妹妹和索尼雅,这样的选择是善对恶的一种感召。这里作者为拉斯科尔尼科夫设计了两种情境:一是杀人后为逃避惩罚而陷入内心无休止的矛盾痛苦之中；另一种是主动接受惩罚从而使心灵获得平静,这使他和索尼雅在精神上达到一致。很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后一种更有意义。故事的最后，作者让拉斯科尼科夫拿起了一直没有看过的《新约》，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传统人道主义立场的，他主张的是一种宗教式的忍受苦难的精神。
　　反观《水浒传》，好汉们在复仇之后，并没有因为杀了一两个人而精神崩溃，也没有任何皈依宗教的意思。与拉斯科尼科夫不同，好汉们认为自己的复仇行为是对压迫者的反抗、是无可非议的正义行为，他们不仅没有罪恶感，反而还有些许自豪和骄傲。这些好汉没有宗教的思想包袱，而且从传统道德上讲，这种复仇也是不违反道德礼法，《礼记•曲礼》云:“父之仇，弗共与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从当时法律上讲，杀人行为是应该受到严惩的，杀人者在这种情况下，想的更多的是逃命，而不是象拉斯科尼科夫那样思考是自杀还是自首。在中国，道德的力量往往要甚过法律，在审判武松的过程中，阳谷县令没有首先虑及其杀人之不可赦，却念武松“是个有义的汉子”，可见执法者在道德上也是认同这种复仇的。
　　虽然，拉斯科尼科夫与武松等好汉的自首都得到了发配流放的命运，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是不同的，前者仍纠缠于是归属平凡的人群，还是追求强悍的生命意志的思考。而后者，在心灵上是平静的，甚至是愉悦的。
　　造成《罪与罚》与《水浒传》中杀人者不同心理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各自所处主流社会的信仰不同。拉斯科尼科夫虽然有着超人思想，推崇伟人福音，但他无法摆脱宗教思想的影响。在东正教信仰里，只有上帝才配审判人类的罪孽。拉斯科尼科夫作为一个凡人竟想越俎代庖，替上帝行道，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受到主流人群宽容和理解的。即便是拉斯科尼科夫自己，也因为自己的思想与宗教价值观的抵触而苦恼以致精神崩溃。

　　在中国儒家学说中，虽然天是客体，人是主体，人道要符合天道，但人是宇宙的核心，只有人才能实现天道的运功。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以人的道德性为核心，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人本主义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观，在这种价值观中，人的道德修养被放在“天人合一”的首要位置，道德便是善，便是一切。因此，水浒英雄们的杀人是有道德的，包括执法者在内的广大人群在道德观念上是赞同英雄们的杀人行为的。在这种思想观念下，杀人者没有思想包袱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在东正教思想体系中，有“受难”这一主题，即通过“受难”减轻罪恶。拉斯科尼科夫最终选择自首，恐怕是想通过在西伯利亚受难来使自己获得救赎。而水浒英雄很少有老老实实选择“受难”的，大部分人都抗拒命令，跑到梁山逍遥快活去了。当然，林冲是个例外，他选择了认罪伏法，老老实实地服刑，但从他“受难”时的一系列遭遇看，作者传达给读者这样一个信息：“受难”无法使自己获得救赎，反而会让压迫者更加猖獗和肆无忌惮。
　　尾声
　　《罪与罚》与《水浒传》中杀人者们宣称的杀人理由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他们不同的杀人心态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与俄国社会对于道德底线的认定标准是大不相同的。在《罪与罚》中，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替上帝行道是违反道德的；而《水浒传》中区别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是“善”，只要是为了“善”，即便用“恶”来实现“善”，也是符合道德的。在这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杀人者经历着不同的思想历程，或矛盾痛苦，或逍遥快活。但是，无论杀人者的头脑是复杂还是简单、是矛盾还是逍遥，都无法撇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杀人行为都是因为义愤难平而进行的情感发泄。区别仅仅在于，中国的文化精神更有利于杀人者排遣罪恶感。
　　参考资料
　　1.《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龚觅国外文学(季刊)1999年3期(总第67期)
　　3.苦难与救赎———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创作心理何晓鹏外语学刊2004年第4期
　　4.“罪与罚”主题价值内涵的变迁李倩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3月第2期
　　5.《水浒传》施耐庵罗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