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研究的对象，和所有要在以后说明的信用现象一样，不能在这里详细探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竞争以及货币市场上由此造成的短暂变动，都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要说明利息率在产业周期中通过的循环，必须先说明产业周期本身，但这种说明同样不能在这里进行。世界市场上利息率或大或小的、近似的平均化，也不能在这里说明。竞争与套利。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只是生息资本的独立形态和利息从利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
　　因为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按照我们以上的假定，这个部分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所以，利润本身就成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0。撇开利息事实上大于利润，因而不能用利润支付的个别情况不说，我们也许还可以把全部利润减去其中可以归结为监督工资的部分(这部分我们以后加以说明)的余额，看作是利息的最高界限。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它可以下降到任何程度。不过这时候，总会出现起反作用的情况，使它提高到这个相对的最低限度以上。
　　“为使用资本而支付的金额和这个资本本身之间的比率，表示利息率，这是用货币来计量的。”——“利息率取决于：1．利润率；2．总利润在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进行分割的比率。”(《经济学家》1853年1月22日)“因为人们为了使用他们所借的东西而作为利息支付的，是所借的东西能够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利息总是由利润调节。”(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49页)
　　首先让我们假定，总利润和其中要作为利息支付给货币资本家的部分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利息会随着总利润而提高或降低，而总利润则由一般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例如，如果平均利润率＝20%，利息等于利润的1/4，利息率就＝5%；如果平均利润率＝16%，利息率就＝4%。在利润率为20%时，利息尽可以提高到8%，而产业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还是和利润率＝16％，利息率＝4%的时候一样，即12%。如果利息只提高到6%或7%，产业资本家还会把较大部分的利润保留下来。如果利息等于平均利润的一个不变的部分，结果就是：一般利润率越高，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绝对差额就越大，因而总利润中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假定利息等于平均利润的1/5。10的1/5是2；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8。20的1/5＝4；差额＝20-4＝16。25的1/5＝5；差额=25-5＝20。30的1/5＝6；差额＝30-6＝24。35的1/5=7；差额＝35-7＝28。在这里，4%、5％、6％、7%这几个不同的利息率，都只代表总利润的1/5或20%。因此，在利润率不同时，不同的利息率可以代表总利润中同一个部分，或总利润中同一个百分比部分。在利息有这样的不变的比率时，一般利润率越高，产业利润(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也就是说，假定利息和总利润之间的比率或多或少是不变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就能够并且也愿意与利润率的高低成正比地支付较高或较低的利息。【“自然利息率，由个人营业的利润调节。”(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51页)】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利润率的高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利息率的差别实际上表示利润率的差别，一个国家利息率的高低就同样会和产业发展的水平成反比。我们以后会知道，情形并不总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利息是由利润调节的，确切些说，是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并且，这种调节利息的方法，甚至也适用于利息的平均水平。
　　不管怎样，必须把平均利润率看成是利息的有最后决定作用的最高界限。
　　我们现在就来较详细地考察一下利息和平均利润有关这个情况。当要在两个人之间分割一个已定的总量，例如利润的时候，当然首先要看这个有待分割的总量有多大，而这个总量，即利润的量，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假定一般利润率是已定的，也就是说，假定一定数量的资本比如说100的利润量是已定的，显然，利息的变动就和用借入的资本营业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所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的变动成反比。而那些决定有待分割的利润的量即无酬劳动所生产的价值的量的事情，和那些决定利润在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分割的事情，是极不相同的，并且往往按完全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这里在手稿上有一个注：“在阐述这一章的过程中发现，比较好的做法是，在研究利润如何进行分割的规律以前，先阐述一下量的分割怎么会变成质的分割。为了由前一章过渡到这一点，只需要先假定利息是利润的一个尚未精确规定的部分。”接下来，……】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期，——沉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态等等，对这种周期作进一步分析，则不属于我们的考察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到周期的下一阶段的过渡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在第一个时期，也就是紧接在营业不振时期后面的那个时期，货币充裕，但是没有投机；在第二个时期，货币充裕，投机盛行；在第三个时期，投机开始减弱，人们寻求货币；在第四个时期，货币奇缺，营业不振开始。”(吉尔巴特《银行实用业务概论》1849年伦敦第5版第1卷第149页)】从1843年夏季起，出现了明显的繁荣；在1842年春季仍然是4 1/2%的利息率，到1843年春季和夏季，已经降低到2％，【图克“用剩余资本的积累这一往年资本缺乏有利用途时的必然陪伴物，用贮藏货币的出笼，用对营业发展恢复了信心”，来解释这种现象。(《1839-1847年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年伦敦版第54页)】9月甚至降低到1 1/2%(吉尔巴特[《银行实用业务概论》1849年伦敦第5版]第1卷第166页)；后来在1847年的危机期间，它提高到8%和8%以上。
　　当然，另一方面，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稳步提高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
　　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同时，由于有价证券价格的降低和利息的提高相适应，这对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当一个老主顾以价值20万镑的有价证券作抵拥，向一个银行家请求借款时，这个银行家拒绝了他；当这个老主顾准备离开，打算去宣布停止支付时，这个银行家告诉他，不一定非采取这个步骤不可，这个银行家表示愿意用15万镑来购买这些证券。”([亨·罗伊]《兑换理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版第80页)】所谓的反向投资策略是否真的意味着市场不理性？

　　不过，利息率也可以完全不以利润率的变动为转移而具有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I．“即使我们假定，借入资本除了用于生产之外，决不用于其他目的，那末，在总利润率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利息率仍然可能变化。因为随着一个民族的财富不断增长，有一类人产生出来并不断增加，他们靠自己祖先的劳动占有一笔只凭利息就足以维持生活的基金。还有许多人，他们在青壮年时期积极经营，晚年退出，靠蓄积的钱的利息过安逸的生活。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两类人都有增加的趋势；这是因为那些在开始时已有相当资本的人，比那些开始时只有少数资本的人，更容易获得独立的财产。因此，在老的富有的国家，不愿亲自使用资本的人所占有的国民资本部分，在社会全部生产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比新垦殖的贫穷的国家大。在英国，食利者阶级的人数是多么多啊！随着食利者阶级的增大，资本贷放者阶级也增大起来，因为他们是同一些人。”(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1、202页)
　　II．信用制度发展了，以银行家为媒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些事实，都必然会起压低利息率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说明。
　　关于利息率的决定，拉姆赛说，利息率“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Profits of enterprise)的比例。这个比例取决于资本的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受预期的总利润率的影响，但不是完全由它调节。【因为总的来说利息率由平均利润率决定，所队异乎寻常的欺诈行为往往和低利息率结合在一起。例如1844年夏季的铁路欺诈就是这样。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只是到1844年10月16日才提高到3％。】竞争所以不是完全由它调节，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人借钱并不打算用在生产上；另一方面又因为全部借贷资本的量随着国家的财富而变化，不以总利润的任何变化为转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6、207页)
　　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须：1．算出利息率在大工业周期中发生变动的平均数；2．算出那些资本贷出时间较长的投资部门中的利息率。
　　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个领域中，象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关于这一点，马西就已经完全正确地说过：
　　“在这里唯一会产生的疑问是，在这个利润中多大部分归借入者，多大部分归贷出者，才算合理；一般地说，这只能由所有的借入者和贷出者的意见来决定；因为，在这一点上，合理还是不合理，只是双方同意的结果。”(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49页)
　　供求平衡——假定平均利润率已定——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在其他地方求助于供求平衡这个公式(在那些地方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正确的)时，它的用处是为了发现不以竞争为转移、而是相反地决定竞争的那个基本规律(起调节作用的界限或作为界限的量)；特别是为了让那些为竞争的实际、为竞争的现象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观念所俘虏的人，对于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得到一个哪怕是很肤浅的观念。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要从伴随着竞争的各种变动中求得这些变动的界限。但对平均利息率来说却不是这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等的竞争条件，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均衡，会使贷出者得到他的资本的3%、4%、5％等等的利息率，或得到总利润的一定的百分比部分，例如20％或50%。当竞争本身在这里起决定作用时，这种决定本身就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只有自命博学或想入非非的人，才会试图把这种偶然性说成必然的东西。【例如，乔·奥普戴克在《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一书中，就完全徒劳地试图从永恒的规律来说明5％利息率的普遍性。卡·阿伦德先生在《与垄断精神及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1845年哈瑙版)一书中，说得无比天真。在那里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在财物生产的自然进程中，只有一个现象，在已经充分开发的国家，看来在一定程度内负有调节利息率的使命；那就是欧洲森林的树木总量由于树木的逐年增长而增加的比率。这种增长完全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说树木的增长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这是多么滑稽啊！＞，而按每一百棵增加三棵到四棵的比率来进行。因此＜也就是因为，树木的交换价值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树木的增长，但树木的增长完全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不能指望它＜利息率＞会下降到最富有的国家的现有水平以下。”(第124、125页)这种利息率应当称为“原始的森林利息率”。这种利息率的发现者在这同一著作中，还曾作为“犬税哲学家”对“我们的科学”作出贡献[第420、421页]。】在1857年和1858年关于银行立法和商业危机的议会报告中，载有英格兰银行董事、伦敦银行家、各地银行家和职业理论家关于“实际产生的利息率”[《real rate produced》]的各种议论。再没有比听他们的高谈阔论更有趣的事了。他们说来说去无非是老一套，例如：“付给借贷资本的价格，应随着这种资本的供给的变化而变化”，“高利息率和低利润率不能长期并存”，以及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英格兰银行按照金的流入和流出来提高或降低它的贴现率，虽然它这样做时，自然也总是考虑到公开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贴现率。“因此，由于预料到银行贴现率即将变动而进行的汇票贴现的投机，现在已经成为货币中心巨头们的一半业务了。”([亨·罗伊]《兑换理论》第113页)】在中等利息率不仅作为平均数，而且作为现实的量存在时，习惯和法律传统等等都和竞争本身一样，对它的决定发生作用。在许多法律诉讼中，当需要计算利息时，就必须把中等利息率作为合法的利息率。如果有人进一步问，为什么中等利息率的界限不能从一般规律得出来，那末答复很简单：由于利息的性质。利息不过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同一资本在这里有双重规定：在贷出者手中，它是作为借贷资本；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它是作为产业或商业资本。但它只执行一次职能，也只生产一次利润；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资本作为借贷资本的性质不起任何作用。这两种有权要求享有利润的人将怎样分割这种利润，是和一个股份公司的共同利润在不同股东之间按百分比分配一样，纯粹是经验的、属于偶然性王国的事情。在本质上成为决定利润率的基础的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分割上，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要素起着决定的作用；那是两个独立的互相限制的可变数的函数；从它们的质的区别中产生了所生产的价值的量的分割。我们以后会知道，在剩余价值分割为地租和利润时，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但在利息上，却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们立即就会看到，在这里，质的区别相反地是从同一剩余价值部分的纯粹量的分割中产生的。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并没有什么“自然”利息率。但是，如果从一方面来说，那种和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同的中等利息率或平均利息率，与一般利润率相反，不能由任何一般的规律来确定其界限，因为这里涉及的只是总利润在两个资本所有者之间以不同的名义进行的分配；那末，反过来说，利息率，不管是中等利息率还是各个特殊场合的市场利息率，都与一般利润率的情况完全不同，表现为一致的、确定的、明确的量。【“商品的价格不断变动；商品各有不同的用途；货币则可以用于任何目的。商品，甚至同类商品，性质也各不相同；现金却总是有相同的价值或应当有相同的价值。因此，我们用利息这个词来表示的货币价格，比任何其他物品的价格具有较大的固定性和一致性。”(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法译本1789年版第4篇第27页)】
　　利息率对利润率的关系，同商品市场价格对商品价值的关系相类似。就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总是由一般利润率决定，而不是由可能在某个特殊产业部门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利润率决定，更不是由某个资本家可能在某个特殊营业部门内获得的额外利润决定。【“不过，利润分割的这个规则，并非对每个贷出者和借入者都适用，而是一般地说对贷出者和借入者适用……特别大的或特别小的利润，是熟练或缺乏营业知识的报酬，同贷出者根本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既不会由于一种情况而受到损害，也不会由于另一种情况而得到利益。我们就同一营业中单个人所说的情况，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营业；如果某一个营业部门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可以用他们借来的货币，获得比本国其他的商人和制造业者所获得的普通利润更多的利润，那末，这种额外利润就属于他们自己，尽管这种额外利润的获得，只需要有普通的熟练和营业知识；这种额外利润不属于贷给他们货币的贷出者……因为贷出者把货币贷给某个营业部门时，是不会同意利息低于一般利息率的条件的，所以，不管用他们的货币获得多大的利益，他们都不应该得到更多的利息。”(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50、51页)】因此，一般利润率事实上会作为经验的、既定的事实，再表现在平均利息率上，虽然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纯粹的或可靠的表现。
　　不错，利息率本身随着借款人提供的担保品种类不同，随着借款时间的长短不同，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劝；但对每一种类来说，利息率在一定瞬间是一致的。因此，这种差别不会损害利息率的固定的、一致的性质。
　　【银行贴现率…………………………………………………………5%
　　以六十天为期的汇票的市场贴现率……………………………3 5/8%
　　以三个月为期的汇票的市场贴现率……………………………3 1/2%
　　以六个月为期的汇票的市场贴现率……………………………3 5/16%
　　以一天为期的对汇票经纪人的贷款……………………………1—2%
　　以一周为期的对汇票经纪人的贷款………………………………3%
　　以十四天为期的对证券经纪人贷款的最近通行的利息率……4 3/4—5%
　　存款利息(银行)…………………………………………………3 1/2%
　　存款利息(贴现公司)……………………………………………3—3 1/4%
　　上述伦敦货币市场1889年12月9日的利息率表可以证明，在同一天内，这种差别可以有多大。这个表是摘自12月10日《每日新闻》的本市新闻。下限是1%，上限是5％。[弗·恩·]】
　　中等利息率在每个国家在较长期间内都会表现为不变的量，因为一般利润率——尽管特殊的利润率在不断变动，但一个部门的变动会被另一个部门的相反的变动所抵销——只有在较长的期间内才会发生变动。并且一般利润率的相对的不变性，正是表现在中等利息率的这种或大或小的不变性上。
　　至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那末，它和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每一瞬间都是作为固定的量出现的，因为在货币市场上，一切借贷资本总是作为一个总额和执行职能的资本相对立，从而，借贷资本的供给和借贷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当时市场的利息状况。信用制度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信用制度的集中，越是赋予借贷资本以一般的社会的性质，并使它一下子同时投到货币市场上来，情形就越是这样。与此相反，一般利润率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殊利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在这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本身就是这种平均化的运动——就在于，他们逐渐把资本从利润长期低于平均水平的部门取出，并逐渐把资本投入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或是逐渐按不同的比例把追加资本分配在这些部门当中。对这些不同的部门来说，这是资本的投入和取出的不断变动，从来不象决定利息率时那样，是全部资本的量同时发生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生息资本虽然是和商品绝对不同的范畴，但却变成特种商品，因而利息就变成了它的价格，这种价格，就象普通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任何时候都由供求决定。因此，市场利息率虽然在不断变动，但在每一既定的瞬间，都象商品在每个时候的市场价格一样，不断表现为固定的和一致的。货币资本家供给这种商品，职能资本家则购买这种商品，形成对它的需求。这种情况在利润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时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一个部门的商品价格低于或高于生产价格(在这里要撇开每种营业所特有的、与工业周期的不同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变动不说)，那末，平均化就会通过生产的扩大或缩小来达到，也就是说，通过产业资本投到市场上来的商品量的扩大或缩小来达到，而这种扩大或缩小又通过资本在各特殊生产部门的流入和流出来实现。由于商品的平均市场价格通过这个办法而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特殊利润率同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的偏离，会得到纠正。这个过程从来没有也从来不能具有这样的表现：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本身，象生息资本那样，对买者来说是商品。就这个过程的表现来说，它不过表现为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和商品市场价格到生产价格的平均化，而不是表现为平均利润的直接确定。事实上，决定一般利润率的是：1．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2．剩余价值和总资本价值的比率；3．竞争，不过这里所说的竞争，是指这样的一种运动，通过这种运动，投在各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力图按照各自相对量的比例，从这个剩余价值中取得相等的一份。因此，一般利润率的决定和市场利息率的决定不同，市场利息率是由供求关系直接地、不通过任何媒介决定的，一般利润率事实上是由完全不同的更复杂得多的原因决定的，因而也不象利息率那样是明确的和既定的事实。不同生产部门的特殊利润率本身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但是，就它们的表现来说，所表现的并不是它们的一致性，而是它们的差别性。而一般利润率本身又不过表现为利润的最低界限，而不是表现为实际利润率的经验的直接可见的形态。
　　在我们着重指出利息率和利润率的这种区别时，我们还撇开了有利于利息率固定化的以下两种情况：1．在历史上是先有生息资本，并且有一般利息率留传下来；2．不以一个国家的生产条件为转移的世界市场，对确定利息率的直接影响，比它对利润率的影响大得多。
　　平均利润不表现为直接既定的事实，而是表现为通过研究才能确定的各种相反变动的平均化的最后结果。利息率却不是这样。它是普遍适用的，至少在某一地区是普遍适用的，它是每天确定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来说，甚至是它们从事活动时计算上的前提和项目。生出2%、3%、4%或5%，成了每100镑货币额普遍具有的能力。同记载气压和温度状况的气象报告相比，这种不是为这个或那个资本编制，而是为货币市场上现有的资本即整个借贷资本编制的记载利息率状况的证券交易报告，其准确性毫不逊色。
　　在货币市场上，只有贷出者和借入者互相对立。商品具有同一形式——货币。资本因投在特殊生产部门或流通部门而具有的一切特殊形态，在这里都消失了。在这里，资本是存在于独立的价值即货币的没有差别的彼此等同的形态上。特殊部门之间的竞争在这里停止了；它们全体一起作为借款人出现，资本则以这样一个形式与它们全体相对立，在这个形式上，按怎样的方式使用的问题对资本来说还是无关紧要的事。如果说产业资本只是在特殊部门之间的运动和竞争中把自己表现为整个阶级共有的资本，那末，资本在这里现实地有力地在资本的供求中表现为整个阶级共有的资本。另一方面，货币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也实际具有这样一个形态，在这个形态上，它是作为共同的要素，而不问它的特殊使用方式如何，根据每个特殊部门的生产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部门之间，被分配在资本家阶级之间。并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即越来越不由市场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因此，就需求的形式来说，和借贷资本相对立的是整个阶级的力量；就供给来说，这个资本本身整个地表现为借贷资本。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利润率同确定的利息率相比，表现为模糊不清的景象的一些理由。利息率的大小固然也会变动，但因为它对所有借款人来说都一样地发生变动，所以它在他们面前总是表现为固定的、既定的量。象货币的价值虽然发生变动，但并不妨碍它对一切商品来说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一样；象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每天发生波动，但并不妨碍它逐日被记录在行情表中一样，利息率的变动也不妨碍它作为“货币的价格”有规则地被记录下来。这是因为资本本身在这里是在货币形式上作为商品提供的；因此，它的价格的确定，和一切其他商品的情形一样，就是它的市场价格的确定；因此，利息率总是表现为一般利息率，表现为这样多的货币取得这样多的利息，表现为一个确定的量。相反地，利润率甚至在同一个部门内，在商品市场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也能够由于各单个资本生产相同的商品时的条件不同而不同；因为单个资本的利润率不是由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只是通过不断的变动，才能够先是在同一部门内，然后在不同部门之间达到平均化。
　　(为以后整理而作的备注。)信用的一个特殊形式：我们知道，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不是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时，商品被让渡了，但它的价值要到以后才实现。如果支付要在商品重新卖出以后才进行，那末，这次卖就不是表现为买的结果，而是相反地，买通过卖而实现。或者说，卖成了买的手段。——第二，债权证书，票据等等，成了债权人的支付手段。——第三，债权证书的互相抵销代替了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