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亡国，后代论者多切齿于吴三桂，骂他要不是为了红颜，认贼作父，引清兵入关，明祚就不致于颠覆。其实这是错了的。我们只要看看魏忠贤统治下的政绩：中枢腐化，地方糜烂，吏治不修，乡绅专横，饿殍遍地，饥民暴动，吴三桂即使不招惹清兵，明祚又怎能再延续下去？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胥吏篇》里这样写：胥吏之害天下，不可枚举，而大要有四：其一 ，今之胥吏，以徒隶为之，所谓皇皇求利者，而尚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纲，以济其私。凡今之所设之科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
　　其二 ，天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而佐贰又为吏之出身，士人目为异途，羞与为伍也。其三 ，各衙门之佐贰不自其长辟召，一一铨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遍知，况其人之贤不肖乎。故铨部化为签部，贻笑千古。其四 ，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后，而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
　　当时也是贪污成风，卖官鬻爵，擅发“命令”，国法荡然。
　　无赖子都执政当权，有学问的人自然要隐居不仕了。
　　这就是那时候的所谓“官”，跟现在的“公仆”比较起来，不仅是面目相同，连动作也一模一样。不过有一点，古人万万赶不上今人的，那就是“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竟这么不值银。现在即使是偏僻县份的小吏，活动费动辄也要千百万元。至于“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比现在也拘束得多。我们的“公仆”们却连法也不必有的，化装强盗，入室登堂，倒箧倾箱，架人而去。这还要化装，毕竟还有点顾忌。狡黠者却就可以藉法凌人，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可以率领武装多人，“不说明身份，不出示证件”，到一 家商店里骚扰半日，并将店东店员和住客缚解而去，钉上脚镣。这是明目张胆，好不威风！
　　明末的土豪劣坤，也很不弱，赵翼《甘二史札记》《明乡官虐民之害》里曾这么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
　　现在有参议会，有民意机关了。但上海市区“有一候选人，曾花去国币五千万元，以求获选。”（路透社通讯）广东“电白县绅崔锦仙与巨绅邵氏勾结以十万元一票贿选县参议长，但县党部陈书记长却以二十五万元一票的高价取得了胜利”（见《华商报》）。现在的缙绅们为什么愿花这么多钱来获得那地位呢？也不过是可以“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而已。
　　在政治贪污，豪绅跋扈下，自然要民不堪命了。明成化初，“荆襄寇乱，流民百万”（明史《食货一户口》），跟着，福建，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四川，陕西……等地。人民纷纷反抗，终而汇合成为总暴动，暴乱达二十多年。
　　那时候还没有“异党分子”来“煽惑”，人民迫于饥寒，不能不于死中求活。他们那时吃的也很多名堂，起先吃“蓬草”，“树皮”，后来天冷了，草木已尽，转吃“石块”。当时饥民究有多少，没有统计。而现在，我们的饥民，据说却不会少过五千万人。
　　从政治经济来看，现在和明末都极其相似；但明末因变乱而招来了亡国，我们却因胜利而跻身于五强，即此一端，我们就值得骄傲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贪污的不妨更贪污，残暴的也不妨更残暴。我们既然凭着贪污和饥饿而抗战胜利，同样也可以凭着贪污和饥饿而建国成功。“观今宜鉴古”，要拉到厕所里去：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恐怕也写错了。
　　阿门！
　　一九四六年五月于广州
　　选自！”９４６年！”２月文生出版社《反刍集》初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