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多么赢弱的孩子啊。记得在中学生时代，我的身体又矮又瘦，显出额角格外地鼓大，站起来全身失去了支点。又因为小时候多病，头发黄短，在额后垂着长不盈尺的卷曲的辫子，恰像一条猪尾巴，老是给身材高大的同学们，当作开玩笑的资料。
　　是在一九一一年的春间，我的父亲送我去投考绍兴府中学堂。那时绍兴是革命伟人的产生地，绍兴府中学堂是以闹风潮著名的学校。府中学堂的监督（中学校长当时称监督）一年中总得换过两个。据说当时学校当局怕事，以身材短小作为录取新生的标准，以为人小是一定不会闹风潮的。而我却是全校生得最短小的一个，所以便被录取了。（这还是最近听鲁迅先生──当时绍兴府学堂的监督──说的，以前我还不知道。）学校当局的眼光是不错的。我在府中学堂，是最安分的学生，不但不会闹风潮，连同学们的欺侮嘲笑，我也从不敢反抗。我是一个多么羸弱的孩子啊！又是第一次离开家庭，进都市的学校里。初进校的新生，照例是要受老资格的同学的欺侮的；又何况许多同学们，一个个长得又高又大，我自然只好忍受一切，始终抱着“不抵抗主义”
　　这时候离开武昌起义，不过半年，清室的统治，已开始动摇。绍兴的革命伟人徐锡麟，行刺恩铭不过是前二三年的事。我们时常经过绍兴府城的轩亭口，不免回想到“鉴湖女侠”秋瑾斩首的情形。因此青年的中学生，给神秘的革命情绪笼罩着。我说“神秘的”，是因为当时的青年不像现在的青年那样，有明白的政治社会意识。不过因为清廷惨杀革命志士，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又因受当时报纸民主思想、种族思想的影响，所以觉得非革命推翻清室不可，而且觉得非牺牲生命去革命不可。当时，我和同学们最感兴味的是谈革命。虽然学校当局恐惹起外间的注意，劝学生们勿谈政治，但是我们都把革命问题，看作比校课更有兴味。有几位教师，是曾经参加过同盟会的，我们都特别对他们表示敬仰。

　　到了那年四五月间，这郁积在青年人心头的革命情绪，是非表现不可了。而表现的方式，却是剪辫子。说也奇怪，因为有一二个同学剪去辫子，大家相率仿效，剪发竟成了一时的流行病。虽然学校当局为避免外面的压迫，劝告学生勿剪辫子，但是一大部分的学生却都变成了光头。我的堂兄在府中学堂里，他也是首先剪去辫子的一个，他的家庭知道了这事，告知我的父亲，父亲着慌了，连忙来一信。叫我万勿剪辫子。我便写信去要求，我的父亲又来信，申斥了一顿，引了“身体肤发，受之父母”的大道理。其实我知道我的父亲并不反对剪辫子，不过因为当时清廷压迫甚严，凡是剪去辫子的人，往往被称作革命党，捉去便杀头。父亲是怕我发生意外罢了。
　　究竟我是一个赢弱的孩子。我没有反抗父亲的勇气，只好暂时把辫子留着，但是因此我却出了重大的代价。我被同学们当作侮弄的对象。“猪尾巴”变成了我的代名字。自然同学中留着辫子的还很多，但是他们是“大人”，没有人敢取笑，而我却只好吞声饮泪，独自受着高大的同学们的欺侮。不单是剪发的同学们，扭住我的小辫子，当作把戏，连那些和我一样留着辫子的同学们，因为自恃拳头大，也称我叫“猪尾巴”，这是多么难受的侮辱啊。
　　这一年暑假，我是拖着小辫子回到家里，但要求父亲下学期转学到别处，为的是不愿受“猪尾巴”之辱，不然父亲便应该准许我剪发。可是这两个要求，都被父亲拒绝了。暑假过后，我只好依旧拖辫子进绍兴府中学堂去。

　　可是这时候情形却不同了。捉拿革命党的风声突然紧急起来，许多人因为剪辫子，都被捉了去正法。因此本来已剪掉发辫的同学们，都在瓜皮帽子底下，装着一根假辫子，回到校里。我心里虽然暗暗得意，觉得剪发的同学们，实在也不见得比我更英雄些，但是另一方面我却更深切地感到“猪尾巴”之辱。他们虽然装了假辫子，比“猪尾巴”到底威风些啊。
　　秋季开学以后，不到十天，我就病倒在床上了。我的病是伤寒症，热度很高。人们雇了划船，把我送回两百里路外的家乡。当我到家的时候，已不省人事，我的父亲，祖母。一家人都忧急得不堪。这一病就病了整整四个月，中间有两个月不吃东西，瘦得只剩了皮包皮皮骨头。医生都说希望很少了，后来总算是慢慢救活了。这以后的生命，好比中了航空头奖，可以说是意外得来的。
　　快到深秋的时光，我的病已过了危险的时期。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到来了。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响应。不到几天，革命的声浪，震破我们这个小县城里的寂静的空气。有人说杭州城已挂着白旗了，有人说革命党已占领绍兴了。这些消息马上就传到我的病榻旁。父亲来和我说，满清大概是要推翻了，外间已经有许多人剪掉辫子，天下应该是汉人的天下了。
　　在病担榻中躺了三个月的我，正没法消除闷气，听了这样的惊人消息，自然喜之不尽。我正自忖着，我这回虽生了一次大病，但我是得到了“新生”了。我至少可以剪掉了辫子，不再受“猪尾巴”之辱。我是多么快活啊。
　　那时我听到革命军光复各地的消息，感情的兴奋，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遇到来看我的人，我都和他们谈论国事。甚至一个不懂事的佣妇来我房里的时候，我也要问她外面变成了什么景象，街上有没有挂白旗。我恨不得立刻跳起来，去看看这大转变后的新世界，满足我的兴奋的好奇心情。

　　我再三向父亲要报纸看，父亲却不许可。医生说我的身体还是十分虚弱，看书看报是应该绝对禁止的。但是在病床上，整日夜闭目想象外部世界的奇异变象，想象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登载着的惊人新闻，我委实是不能忍耐了。有一天，合家人正在午饭的时候，我的房里没有人。我从病床上奋力爬起身，一步一歪地走到了病室对面我父亲的书室里。我在桌上偷了一份《时报》，就折回到病室里。还没有回到床上，我已昏迷不省人事了。待母亲进房来的时候看见我晕倒在地上，手中拿着一份《时报》，全家都着急起来。忙扶我到床上，请了医生来，总算又把我救过来了。但是以后就绝对不许我看报，而且不让我一个人在房里。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的病算是完全好了，只是瘦弱，没有气力，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清廷逊位，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我的父亲本也是“新党”，到这时他再不犹豫了。他选定了一个吉日，叫了理发师来，替合家男子剪发。父亲是第一个剪去辫子。自然这一回父亲不再主张“身体肤发，受之父母”的大道理。
　　那时我已经能从床上起来，准备在我的父亲叔父之后，剪掉我的小辫子。但是当我起来照了一下镜子，发见那我认为奇耻大辱的猪尾巴，早已不见了。原来一场大病，把我的几根又黄又短的头发，脱的干干净净，我已成了一个秃头。因此直到了最后，我还是没有机会表现我的发辫的革命。我相信我一生没有比这一件事失望更大的。
　　至今回想，我是一个多么赢弱的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