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驻华公使克兰氏说中国人自己没有维持秩序的能力，曾提创国际共同管理。我想国际共同管理倒是很好的现象。……假令英国在国际共同管理之下，则爱尔兰何至受那么大的骚扰！我不晓得那时中国驻美公使是谁，如果这位公使能把美国像拳匪一样围杀黑人的事调查明白，报告中国政府，也主张国际共同管理，从非洲招些黑联军去攻打纽约的拳匪，打胜了之后，犹如在北京哈德门大街似的在纽约城中的五马路立一块纪念碑，那才算公平。……”罗素临别中国时，曾这样的和我们说。他并且说：“这些意见不是上中国的岸时就有的。”
　　这回爱新觉罗溥仪迁居后海的事，虽有人额手相庆，却也有人因而怒发冲冠；姑不论这事是出于溥仪的本意，或者他容纳了别人的劝告，正如从前华林君之失恋一样的是一件私事，不但算不得中国历史上一件名誉的事，也算不得中国历史上一件不名誉的事，也谈不到孝悌忠信。虽然那时袁世凯并无特任爱新觉罗溥仪为人的明令，反正我们已经当他是一个人看，更从胡适之先生的口里，当他一个有为的青年看。
　　倘若我们刻毒一点，尽可让他在私邸中称孤道寡，不务正业。
　　如果仁厚一点也尽可劝他改邪归正，设法向上。他在那里送酒席为“段临时执政”接风，别人劝他迁居，钱玄同在那里为他计划前途，都是私人的友谊与动作；闲空的人尽可去设法度他的闲空的日子，正不必前来干预。
　　可是偏偏有人来干预了。并且不只是中国人，并且这些外国人也诚如荷马诗里所说的“不像是一个出身微贱或欠缺知识的人，”并且都是政务倥偬不是闲空的人。于是乎我又想到溥仪实有出“宫”之必要，而且叫他出宫实是我们不甘再作“奴臣”的人的责任了。外国人怀着他们的好心——只少也顾到中国人的体面，在那里向我们的长官们，他们的舆论机关中说话，幸而有我们的外交官在那里答复他们，虽然该如何的答复并没有来征求我的同意，我也不知道外交官究竟如何的答复他们，可是我已经证明中国人的爱中国不如外国人“爱”中国的热烈，更谈不到替外国人顾体面：爱尔兰总统囚禁在培法司特（ Belfast），不听中国政府派朱兆莘去警告，日本惨杀大杉荣家族与朝鲜人，不听中国人想去弄个“领事裁判权”，也不听美朝联军去攻打东京城；照例这些事中国人都应该做的，最低限度也该学他们“正谊”与“人道”的办法。偏偏中国人和我们的长官都忘记了——大概注全力于防止赤化的宣传，忽略了这一路。
　　我倒没有别的意见，外国人“正谊”与“人道”的办法，我也可以同意，好歹我们可以还价。不过中国人有时也可以和他们的外交官去谈谈，好在“正谊”与“人道”并不是一 件专利品，且也可以点缀点缀，符了国际平等的条例。
　　不然，你要猜透了外国人的心意，有美国预言家保罗师父那样的本领；只要你爱中国的心在外国人之上，外国人也就不屑越俎而可以有机会去爱他们的祖国了。于此我感到中国海陆军之不但不可裁，且也当发明千百种“死光”才能来整理你的家务，至于“正谊”与“人道”实在只配点缀。呜呼！
　　发表于《语丝》四期1924年12月8日（署名川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