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统计最后的一些票数呢，弗朗西斯。”她解释道。
　　“我就奇怪了，这事不是一个小时前就该做好的吗？”他嘴角露出一个玩笑的表情，但这丝笑容远在到达眼角前就彻底消失了。
　　“和上次比可没那么乐观，”她被这貌似玩笑的责备羞红了脸，“我们的很多支持者好像都待在家里没出去投票。数据没那么好分析，但我怀疑基本上是往下走的趋势。不好说下滑多少。”
　　“这些该死的。他们真该好好尝个几年反对党掌权的滋味。这样说不定他们就能挪挪尊臀，出去投票了。”
　　“亲爱的，”他的妻子柔声安慰道，就像以前无数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一样，“真不大气。将近两万两千票，我们争取到了多数，下滑一点儿又怎么样，是吧？”
　　“莫蒂玛，我可不觉得这是应该大气的时候。我觉得又热又累，那些人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喋喋不休，我都受不了。看在上帝份儿上，带我离开这个地方吧。”
　　他大步流星地迈出门去，她则赶忙转过身，对着人挤人的房间挥挥手表示感谢和道别，结果刚好看到落地灯“轰”地一下倒在地上。
　　编辑办公室里常常弥漫的那种有节制的恐吓气氛此时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挥之不去，仿佛随时就要爆发的恐慌感。第一版早已经印刷出版，头版头条的标题大胆地写着：“稳操胜券！”但当时是下午六点，离投票结束还有四个小时。《每日纪事报》的总编辑冒险预测了竞选结果，以便在报纸上市时能吸引最多人的眼球。如果他的预测是对的，那就是抢到了新闻首发的先机。如果不幸猜错，那他的处境就将如同池塘水淹到脖子，而且身边围满了虎视眈眈的鳄鱼。
　　这是格雷维尔•普雷斯顿作为报纸总编辑经历的第一次选举，他感觉可不怎么好。从不断变化的头条标题，不停催促政治新闻记者给他最新消息以及越来越耸人听闻的训话，就可以看出他有多紧张。他几个月前才坐上这个位子，是《每日纪事报》的新老板提拔的，给他下了最简单但最不容置疑的指示，“成功”。根据签订的合同，他没有失败的余地，也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当然，对于之前在这里工作过却因为失败而离开的前辈，他也没表现出任何同情与遗憾。
　　会计人员要求公司在财政上要立刻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如此一来，无情的裁员就波涛汹涌起来。很多高层人士发现自己被“合理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经验不足但便宜得多的后来人。这样做倒是省了钱，但公司士气一落千丈。裁员让侥幸留下的员工人心惶惶，忠实的读者们莫名其妙，而普雷斯顿则时刻觉得自己的“死期”很快就要到来。面对这种糟糕的情况，他的老板打定了主意绝不施以援手。
　　普雷斯顿制定了增加发行量的策略，这使得报纸进入了低端市场。但要喜获普雷斯顿所承诺的丰收则还需拭目以待。这个矮个子男人刚进驻报社的时候，有着拿破仑新皇登基一般的万丈豪情。但现在焦头烂额的工作导致他体重骤降，必须要用带子勒紧裤腰带，还需要大量的咖啡才能保持清醒。不计其数的汗珠常常从头发里滴落到眉毛上，使鼻梁上那副厚厚的“酒瓶底”不断滑落，同时也冲走了他曾经的优雅从容和果断干练。曾经他十指一扣，就能有绝妙的好点子，现在一双手总是不耐烦地乱舞。内心深处的不安蚕食了他精心打造的外在权威，他再也没有那种可以随机应变的自信了。他觉得自己可能任何情况都应付不了。他甚至没心情再和自己的秘书共度春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