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斯的办公室，他把我的胸片放在观片箱上，我便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惨痛的一幕——亲眼看到自己左肺的癌瘤。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觉得心口发闷，得出去透透气。我踉踉跄跄奔下楼，穿过大街，来到圣迈克尔大教堂。我跪在长凳上，却连祈祷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觉得自怜、绝望。圣迈克尔大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我想起了约翰·多恩的诗句：“……不要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人们从初次听到自己身患癌症时的战栗中恢复过来以后，紧接着会想：“我得的癌症究竟有多糟?”“我还能活多久?”大多数人都能咬牙接受这残酷的现实。的确，我就经常惊叹于我的病人在得知实情后表现出来的勇气，常问自己：“如果我得了癌症，我能这么勇敢吗?”可是一旦重振精神，你就不再为自己难过，而真正开始了同癌症的斗争。这时，我们医生就会听到病人说：“医生，你怎么治我的病都行，我不会泄气的。”海明威曾写道：“勇气就是面对痛苦泰然自若。”我更欣赏18世纪意大利作家维多利奥·阿尔费里的话：“对勇气的考验往往不是去死，而是求生。”面对疾病，与它同在——这就是勇气。“希望”是我们治疗癌症最有效的“药物”，没有一种癌症(无论在任何阶段)是不可治疗的。把希望注入病人内心，我们就能帮助他以积极的态度同疾病作斗争。这也许有些不合逻辑，无根无据，但许多医生都相信，要使癌症治疗有效，这必须是治疗的一部分。我曾先后与两位美丽贤淑的妻子共度欢乐时光，我也体验过为人父母的幸福和八个孩子的爱。我的工作总是忙碌而充实，富有挑战。我酷爱音乐与书籍，喜欢芭蕾和戏剧。我常沉醉于健身运动、网球、高尔夫球、冰上溜石、打猎和垂钓。我的餐桌上有美酒和佳肴，我的家里洋溢着温馨与幸福。但自从我知道我的生命已不长久，我的生活态度改变了。“这是你所剩生命的第一天。”这话对我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我倍加珍惜每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每朵鲜花和每声鸟鸣。我们何曾体味过此种乐趣：呼吸畅快、吞咽自如、行走轻便、睡眠香甜?患病之后，我着手处理一些从前搁置下来的事。我读了原本打算退休后再读的书，还自己写了本书，名为《外科术》。我与妻子马德琳共度了更多的假日。我们常去打网球，尽情地玩冰上溜石游戏，还带儿子们去钓鱼。每每回首患癌症后的这几年时光，我觉得仿佛在许多方面我又过了一生。上次在巴哈马度假时，我沿海滩散步，海浪轻抚着我的双脚，蓦然间，我觉得自己融入了整个宇宙，尽管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分子，渺小得如海滩上的一粒细沙。尽管我不得已减少了工作量，但觉得自己与病人更容易沟通了。每次走进“重症监护室”，想到自己也曾是这里的病人，敬畏之情油然而生。经历过得知身患癌症的极度痛苦后，我依然能享受生活的欢乐。因此，安慰我的癌症病人便成了我的特别乐事。一次，一位病人刚做过喉切除手术，我问他是否想喝冰镇啤酒，并给他端来一杯，我看见他眼中闪烁着光辉，此时此刻，我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假如我们意识到人的生命只是宇宙中一个微小的瞬间，那么，用年月来计算的生命就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般重要。何必以心跳来衡量生命呢?如果生命如此依赖心脏跳动这一极不可靠的人体机能，那么生命就实在太脆弱了。我们唯一可以绝对依赖的只有死亡。我相信，死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相信，人的生命与漫长的永恒相比只是短暂的一瞬。我相信，凭我的宗教信仰相信，在死后无法描述的日子里，我将“回归圣父”。我相信，我的生命虽短，但经历丰富，我拥有欢乐、爱与成就。我相信，我死后将永远活在我至爱的人们——我的母亲、兄弟、妻子、儿女和朋友心中。我相信，我会在他们的陪伴下离去，并希望，获得上帝那崇高的恩赐——带着尊严，安详地告别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