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人摆了一个发生在县衙门里的故事，我也来摆一个发生在县衙门里的故事吧。你们要问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县衙门里，我可只能回答一句：反正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县衙门里。我们这个县即使称不得模范县，可是绅粮们给县衙门送的“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之类的金字大匾在闪闪发光，我们的县太爷即使算不得清官，也还没有因为劣迹昭著而撤职查办。在我们这个县衙门里，哪里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呢？而且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这个衙门过日子的，虽说吃得不很饱，可是也没有哪一个饿死，甚至还能得闲到这里来坐冷板凳，喝冷茶，摆龙门阵，这也可算是乱世中的桃源生活了。即使在我们县衙门里，眼见发生过什么三长两短的事，也应该强打起精神来做一个惩恶扬善的君子才对头嘛。总之，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县衙门里，这一点是非得赶紧发个声明不可的。——巴陵野老诚惶诚恐地发表了他的严正声明，才开始摆起他的龙门阵来。
　　巴陵野老在我们这个冷板凳会里假如不是最老的老人，总可以在敬老会上坐第二把交椅。已经无法说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因为他的头发已经经历过由黑到花白、到全白、到完全脱落的过程。但是也不能说他是一个龙钟老人。头发是没有了，可是在那发光的头顶上还泛着微红；在白眉毛的下面还眨巴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那脸是清瘦的，但是还红光满面。他那一口洁白坚实的牙齿，使他没有一般老人那样牙齿脱落、两颊凹陷的老态。他的身体也还可以叫做结实，长年四季没有见他背过药罐，甚至伤风咳嗽也很少见。问起他的年纪来，他是最不愿意回答的。人家问他：“你大概到了花甲之年了吧？”他支支吾吾地回答：“差不多。”六十岁对于他似乎是一个很忌讳的年龄，因为这是勒令退休的年龄，而“勒令退休”，就意味着敲碎饭碗，这隔“转死沟壑”也就不远了。所以有人揭他的底，说他已接近“古来稀”的高龄了，我们都竭力替他辩解：“嗐，人家连六十大寿还没有办过呢，怎么说快七十了呢？绝对没有！虽说他的头发光了，你看他那牙齿，你看他那精神，你看他吃饭喝酒的劲头，即便是五十岁的人，能比得过他吗？”
　　正因为这样，他在我们这个衙门里算第一个奉公唯谨的人，不论有事无事，准时上班下班，风雨无阻。能够不说的话，他绝不开口；能够不出头的事，他绝不出头。他惯常劝导我们这些有点火气、喜欢发点牢骚的科员：“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总因强出头。”他就是这样终年累月，在他已经坐了几十年的那张旧办公桌前捏着他那支秃笔，默默地和无情的岁月拼命，等待那个戴着上面写有“你又来了”几个大字的高尖尖帽子的无常二爷，有一天带着铁链来套上他，向鬼门关走去。
　　但是，自从他参加了我们的冷板凳会以后，似乎在他的身上召唤回青春的活力，变成一个老少年了。如同上班一样，他每会必到，风雨无阻。听到大家摆一些有趣味的龙门阵时，就呵呵呵地笑起来，像喝了陈年老窖大曲酒一样，摇头晃脑，用手击节赞赏说：“这真是可以消永夜，可以延年寿啊——”把尾声拉得老长老长的。现在，他拈着了阄，不等别人催促，就自告奋勇地摆一个龙门阵。他摆起来了。
　　我先摆一个“引子”，我摆的正文就是从这个“引子”引出来的。
　　我不想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一年。那个时候，县衙门已经改名叫县政府，大堂上坐的已经不是知事大老爷，而是县长了。但是老百姓还是照老习惯，叫那里是“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县衙门，还是在屁股挨打的时候，对坐在大堂上的县长叫：“大老爷，冤枉呀！”我看这些县长，和我们过去见过的县太爷也差不多。有胖胖的，有瘦瘦的，有马脸的，有牛头的，有鹰鼻的，有猴腮的，有猪拱嘴的，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而且都在挂着“光明正大”金匾的大堂上坐着，对堂下惶恐跪着的老百姓吆喝，发威风，打板子；一样在后花园的客厅里和“说客”斤斤计较，数银元，称金条。当然，也总是一样坐不长久，多则一年，少则三月，就囊括席卷，扫地以尽地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官限”已经到了，新的老爷已经动身，就要上任来了。你看各机关、法团、士绅、商贾以及像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科员，一面在忙着给就要卸任的老爷送万民伞、立德政碑；一面又在河坝码头边搭彩棚、铺红垫，锣鼓、鞭炮也齐备了，准备迎接新上任的县大老爷了。
　　这一回来的县大老爷姓甚名谁，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反正拿着有省政府大红官印的县长委任状，就算数。我们这个县在江边，通轮船，每次县大老爷到任都是坐轮船来的。
　　“呜——”，轮船的汽笛叫了，打了慢车，停在河心。因为没有囤船可靠，只好派几条跑得飞快的木舢板船靠上轮船边去迎接。舢板靠好，新来的老爷和他的家眷，还有绝不可少的秘书师爷和会计主任等等随从人员，一齐下船。
　　“扑通！”出了事了。不知道是这位新来的老爷年事已高呢，还是看着岸上人头攒挤，披红戴绿，锣鼓齐鸣，鞭炮响连天，因而过于兴奋了，在他老人家从轮船舷梯跨到不住颠簸着的舢板船上时，踩虚了脚，于是，“扑通”一声，掉进大江里，而且卷进轮船肚子下的恶浪里去，无影无踪了。
　　事出意外，这怎么办？照说应该下船给落水的新老爷办丧事才对。但是，那跟来的会计主任却机灵得很。他当机立断，马上在船上和跟老爷来的太太以及秘书师爷研究了一下，拿出办法来。于是，太太擦干了自己的眼泪，把老爷的委任状拿出来交给会计主任，会计主任又把委任状转给秘书师爷拿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仍旧那么沉着地、兴高采烈地以秘书师爷带头，太太抱着一个小娃娃紧跟着，后面是会计主任以及跟班，鱼贯地下到舢板船上，划向挤着欢迎人群的码头边，上了岸了。
　　到了欢迎彩棚里，秘书师爷把委任状亮出来给卸任县太爷以及地方机关、法团的首脑和绅粮们过目，并且自我介绍起来：“鄙人就是王家宾。”——王家宾就是写在那张委任状上的新县长的名字。于是大家和新来的老爷或者拱手，或者握手，表示恭喜，敬扫尘酒，然后就坐上四人抬的大轿，推推涌涌，到县衙门里接事去了。

　　有人问：“刚才下船的时候，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了？”
　　会计主任以不当一回事的神气马上回答：“哦，刚才下船的时候，我们带的一个跟班，抢先下船，不幸落水淹死了。”
　　“哦。”原来是这样，一个跟班落水了，这当然是无关大局的。于是新来的王家宾大老爷照常上任；在机关、士绅的欢迎会上照常发表自己的施政演说；在后衙门照常安排好自己的家眷，晚上安歇了；并且第二天早上起来，照常坐上大堂，问案子，照常打老百姓的板子；照常克扣公款，敲诈勒索，刮起地皮来。
　　只有一点不大照常，就是这位新来的王大老爷刮起地皮来特别的狠毒，硬是像饿虎下山，饥不择食，什么钱都要，什么人的钱都要，简直不顾自己的官声，不想要万民伞，不想立德政碑，只想几个月之后，卷起鼓鼓的宦囊，逃之夭夭了。这个“不照常”，就引起地方的大绅粮户以及专门干“包皮打听”和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们的注意。不到三个月，在衙门内外，离奇的谣言像长了翅膀，到处传开了。起初是唧唧喳喳的，慢慢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还伴随着一些有损新老爷官声的议论，以至于在衙门口竟然发现有入暗地里贴出了“快邮代电”这样的传单来。
　　那“快邮代电”上说，这一切都是那个会计主任导演的一场把戏，那个落水的才是真的县长。是会计主任当机立断，叫秘书师爷取而代之，和太太做成真夫妻，冒充王家宾正牌老爷，大摇大摆地上任的。而且说会计主任这么安排，这位太太不能不立刻答应认一个野老公，都因为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
　　为什么会计主任要导演这么一场把戏呢？这就要从成都省上卖官鬻爵的内幕讲起。
　　你们去过成都吗？那里有一个少城公园，少城公园里有一个鹤鸣茶社。在那里有一块颇大的空坝子，都盖着凉棚，面临绿水涟漪，是个好的风景去处。凉棚下摆满茶桌和竹椅，密密麻麻坐满喝茶的茶客，热闹得很。到处听到互相打招呼、寒暄问好的声音，到处是茶倌放下铜茶盘叫着“开水”的声音。这是一个普通的茶座，那些做小生意的，当教员的等等小市民们，就在这里来谋事、说合、讲交情、做买卖、吵架、扯皮，参加“六腊之战”，“吃讲茶”。
　　但是还有一处更好的别有风光的僻静去处，叫做“绿荫阁”的，在那里凉棚高搭，藤萝满架，曲栏幽径尽头，便是茅亭水榭，临湖小轩。在那拐弯抹角、花枝掩映的地方，都摆着茶桌和躺椅，既可以悠闲地喝杭州龙井、苏州香片、六安毛尖，还可以叫来可口的甜食点心、时鲜瓜果，真可算是洞天福地了。在这里商量买卖，研究机密，揭人隐私，搞阴谋诡计，都是很理想的地方，当然也是公开卖官鬻爵的好地方了。
　　据说在那里，无论是县长、局长、处长、科长、校长、院长之类的大小缺额官位，现放着的，哪管你是阿猫阿狗、牛头马面、土匪强盗，只要你肯出钱，就有人来给你穿针引线，讨价还价。价钱也是各不相同的，有肥缺和瘦缺之分，有长做和短做的不同。比如当个县太爷吧，因地方不同，价格出入就很大。人口繁密、交通方便、物产丰饶的县和那些贫苦偏僻、人烟稀少的县就分着不同等级和时价。清水衙门的中学校长和一沾就是满身流油的税务局长就相差很大。当官的时间也有长短不同，多则一年，少则三月。能买到两三年的官，既除开要多出钱之外，还要和党政当局有些瓜葛才行了。比方说一个县长的肥缺，卖给你一年，不管你去做“父母官”做得多受子民的欢迎，也是不行的，到时候就得交差走路。相反的，如果时限没到，无论你刮地皮刮得多么狠毒，搞得如何怨声载道，你还是可以放心地刮下去，不要担心会提前撤职的。因为在买官的时候，有约在先，给够了买价的嘛。至于你到了任，你刮得多，刮得少；刮得巧，刮得拙；官声美，官声恶；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因此，不管是谁，哪怕是阿猫阿狗，一上任就拼命地刮、刮、刮，则是无一例外的。不然花钱去买官来当，为的什么？难道如今的世道还有谁真发了疯，想去得个宵衣旰食、爱民如子的“清官”空名声吗？
　　有的政客，官瘾很大，也自以为有一套做官的办法，又具备着做官的资历，但是“宦囊羞涩”，没有钱，怎么办？有办法，找山西钱庄就行了。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山西的钱庄没有？据说那是最会做生意买卖的山西商人开的，就和现在的银行一模一样。这种钱庄拥有雄厚的资本，放高利贷，开设当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买卖地产，承办汇款，发行像钞票一样管用的银票。凡是能够赚钱的事，他们就削尖脑袋，拼命去钻，于是就看中买卖官职这项生意了。当然，这些商人不懂“政治”，自己去当官，总是玄得很，怕蚀本。因此，他们就派人到少城公园绿荫阁，找那些卖官的引线人办交涉，买下一批各种候补官员的委任状来，当做商品一样囤积起来。省里卖官的大官员们也嫌零敲碎打地零卖太麻烦，这样向山西银号批发出去，卖得又快，钱又成整，实在方便。那些想放出去做官的人，就可以直接找上这样的钱庄办交涉、讲条件，几分钱几分货，好多银子买个几品官。省得到处又托人情又送礼，到那些大公馆去受那些狗仗人势的看门的差狗子们的闲气。这当官的青云之路也实在简捷多了。你去找山西钱庄买官的时候，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可以“赊官”。你有现钱就出现钱，他们收取一定的利息就行了。你没有钱也好办，立一个赊官的字据，保证你上任去做官以后，在几个月之内，把钱刮出来，连本带利偿还给钱庄就行了。只是有一个条件，钱庄为了保险收回本利，照例派一个得力的人跟着你去上任，担任你的会计主任，一切收入都得过他的手。钱庄垫的钱当然优先扣下，以后刮出来的才算你自己的。这样的“卖青苗”，虽说利钱未免大一些，要忍受钱庄的大利盘剥，但是总算是无本万利，也划得来。只要上任之后，多费一些手脚，向老百姓刮得凶一些就是了。

　　我们亲眼得见的那位会计主任所导演的这幕趣剧，就是这么来的。你想，他的钱庄老板出了本钱，赊给王家宾一个县太爷的肥缺，叫他跟着来当会计主任，收回本利，哪里知道事出意外，王家宾上任未成，就落水淹死了。如果就此宣告县太爷落水死了，这本钱岂不白白丢进大江里去了？他回去怎么向他的老板交账呢？所以这位会计主任灵机一动，就强迫王家宾的老婆拿出买官的本钱和利钱来。她一个妇道人家，哪里有许多钱？只好交出委任状，承认会计主任的巧妙安排，由秘书师爷冒充王家宾，走马上任，她老实地当师爷的太太。这个师爷不要出一个本钱，就捞到一个县太爷当上了，还意外地弄到一个女人给他做太太，哪有不干的？于是三下五除二，一切都办得很顺利，照会计主任导演的趣剧演下来了。待到他们演的戏漏了底，他们已经捞够了本利，可以卷起行李，逃之夭夭了。这一逃就搞得真相大白，在全县传开了这件奇闻。
　　这件奇闻，偏偏传到我们下面要谈的一位绿林英雄的耳中，使他干出更加离奇的、惊天动地的事来。
　　这位绿林英雄名叫张牧之。但是这个名字是后来才知道的，他的本名到底叫什么，已经不可考证了。他在绿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大家叫他张麻子，或者又叫张大胡子。可能由于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爱把那些不安分接受*老爷们统治，不肯皈依三*义，跪倒在*帜下的贱民，那些甚至起而啸聚山林，和官府做对，造老爷们的反的非法之徒，通通说成是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土匪强盗，而且总是把这些暴民的领袖人物描写成为穷凶极恶、吃人不吐骨头的凶神恶煞，最低限度也要在他们的外形上赋予一些生理上的缺陷，比如张麻子、李拐子、王歪嘴、赵癞子之类。好像这些人都是上天降到人间来的孽星，他们绝不可以有一个长得五官端正的身体、足智多谋的脑袋、忠厚正直的人格和文雅善良的品行。假如把这些只用来形容我们老爷们的褒辞，用去形容那些造反的强盗土匪，岂不是颠倒了世界了？于是我们这位绿林英雄张牧之，也就只好奉命长胡子、出麻子了。
　　但是我们对于张牧之，却不能不再颠倒一下。因为要实事求是嘛。不管老爷们怎么坚持要叫他为穷凶极恶的土匪，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是个麻子，而且有大胡子（注意，大胡子和土匪常常是有奇怪的联系的，比如有些地方就把土匪索性叫做“胡子”），我还是要说他具有忠厚正直的人格、文雅善良的品德，而且还有一个足智多谋的脑袋。至于身体嘛，长得相当周正，既没有长大胡子，更不是一个麻子，干干净净的，倒像一个人才出众的白面书生。至少比我们天天看到的许多老爷和少爷们要周正得多、干净得多就是了。我这不是造谣，是亲眼得见的哟。
　　你们要问：“嘿，你怎么亲眼得见一个江洋大盗呢？”我是亲眼得见的。而且我还给他当过……当过部下的。“??！更了不得，你倒去给土匪做过部下了！”是的，一点不假，我给张牧之当过部下，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上级呢，至少比我们衙门现在这些上级好得多。
　　“你越说越叫人莫名其妙了！”是吗？听我摆出来，你就不会觉得莫名其妙，而且要说妙不可言哩。
　　张牧之到底是哪里人，原来名字叫什么，谁也搞不清楚。后来老爷们不愿意把“张牧之”这样一个雅致的名字送给他，在名正典刑的时候还是叫他张麻子。我却仍然宁肯叫他张牧之，不止我一个人，可以说满县城的老百姓都愿意叫他张牧之的，而且还名正言顺地叫他“张青天”哩。
　　听说张牧之是出生在一个十分穷苦的家庭里，从小受苦，衣食无着，到了刚能端饭碗的年纪，便被送到一家地主老爷家里当放牛娃儿去了。这家地主其实是本县第一块大招牌的大地主黄天榜大老爷的管家，他是从当二地主发家的，所以就特别的刻薄。在这家做工的长工队伍里有一个老年长工，当了长工们的领班，名叫张老大。这个人很有意思，虽说当长工好比是掉在黄连缸里，苦不堪言，他却总是那么乐呵呵的样子。他喜欢和大家说说笑笑，特别喜欢跟大家摆龙门阵。在闲暇的时候，他就用摆龙门阵来排遣大家心里的烦闷。这些龙门阵大半是揭老爷们的丑底子，长穷人的志气的。他还常常摆什么地方出了“神兵”了，什么地方穷人打伙上山立了寨子，自己坐了天下了。这些对于当放牛娃儿的张牧之，就是启蒙的好教材。他从这里吸收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他是多么钦佩那些绿林英雄啊！这个老长工张老大，还识得几个字，能够看懂木板刻印的小唱本，他喜欢在赶场的时候，在小地摊上买几本回来读。他摆的有些龙门阵就是从这种唱本中取出故事来，又根据他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以补充和修改，才摆给大家听的。张牧之拿着那些唱本，简直看神了，他没有想到这里头有这么好看的东西。可惜他是个睁眼瞎子，扁担倒在地上，认不出那是个“一”字。他发奋要拜张老大当老师，向张老大学认字。他向张老大一说，张老大就答应了。不过长工同伴们要他正二八经给张老大磕个响头，拜门当弟子，张牧之也真的给张老大磕了一个响头，喊一声张师傅。张老大乐呵呵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说：“好，我们就来造一回魁星大菩萨的反，叫穷人也当秀才。”经过几年的努力，张牧之居然也能读唱本和别的小书了。这一下简直把他乐坏了，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见什么读什么，甚至陈年的账簿和过时的历书，他都要拿来翻看，长了一些知识。长工们都喜欢这个青年，算是他们中间的小秀才，什么事都爱同他商量。又过了几年，他长大起来，能和长工一样干活的时候，他的师傅张老大突然得病死了，他哭得很伤心。张老大光棍一条，也没有一个亲人，张牧之就自愿给师傅披麻戴孝，送他归山。张牧之在长工队伍中早已是一个事实上的领袖人物，于是他接着当了长工领班。
　　后来不知道又过了几年，张牧之有个妹子来看他，被这个地主老爷一眼看上了，估倒要送到城里向黄大老爷进贡，到黄家大公馆去当丫头。张牧之不同意。结果被地主老爷强拉去先*了，然后送进城去，在半路上就跳水自杀了。张牧之的爸爸和这家地主老爷去打官司，那黄大老爷送了一张名片给县太爷，就叫张牧之一家落得个家破人亡。

　　张牧之气坏了。他早就知道和这种人打官司是打不赢的，像他在那些唱本上看到的那样，“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决心照他的老师傅曾经给他摆过的那样办，约了一伙长工，跟这个地主老爷干了一仗，杀了这个坏蛋。杀了老爷又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官府来把他们抓去一个一个杀头吗？不行，他们没有别的路走了。大家一商量，就想起张老大给他们摆过的那些绿林英雄，上山扎寨子，自立为王的故事来。张牧之把大腿一拍：“对头，上山去！”接着他给同伴们摇起他新近读过的一本小字石印的《水浒传》，说林冲怎么被逼上了梁山。张牧之的结论就是：“走，我们上西山去！”
　　过不多久，就传说在这个县的西山一带大山区里出现了一股“蟊贼”，“拦路抢劫，商旅裹足”。这些消息传到县城来以后，县衙门里发的官家文书上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听说他们从几个长工发展成为十几二十个人，从手无寸铁发展到弄到七八支长短枪，倒成了气候了。在这中间，县衙门也派出地方团防队去剿捕过他们，可是从县衙门里的官家文书上又看到，说这股土匪“飘忽不定，难以捕剿”。那就是说，把他们一根毛也没有摸到。
　　西山一带本来是黄大老爷称霸的地方，是他种鸦片、贩运鸦片和“放棚子”的地方，怎么能容得一股蟊贼在那里出没，打断他的财路？于是他派出自己的家养亲兵去征剿。这些家伙倒都是会钻山的地头蛇，找到了张牧之，打了几仗，可是传出来说，这伙“蟊贼”十分灵活，不但没打垮，反倒给他们缴去几支枪。他们还趁势吃掉了黄大老爷放出去的几个小“棚子”，把几支快枪也弄去了。
　　什么叫“放棚子”？这里要解释一下。像黄大老爷这样当权的地主，总还嫌用合法的地租、高利贷和多如牛毛的捐税盘剥老百姓太斯文了，便把自己的武装，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偷偷地放进山里去，拦路抢劫行人，私种私运鸦片烟，拉土老财的“肥猪”，绑架勒索，不然就“撕票”，这样来加速自己财富的积累。派人出去干这种勾当就叫做“放棚子”。张牧之他们最恨这种“棚子”了。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吃掉黄大老爷几个小“棚子”，拿了他们的好枪，收了他们的“肥猪票”。黄大老爷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放出话去，不把这股蟊贼斩尽杀绝，誓不罢休。张牧之也发了誓，这一辈子就是要专和黄大老爷做对。也带了话进城，有朝一日，他们杀进县城，拿到黄大老爷，要把他砍成八大块。
　　这样活动了几年，张牧之成了气候，有了二三十个人，二十来条枪，而且颇有一些钱了，出没在几个县交界的西山一带，立了寨子，打起仗来附近的老百姓也可以一呼百应了。他们已经从“蟊贼”上升为官家头痛的“土匪”。黄大老爷晓得这是大祸害，派出家兵去过好多次，“摸夜螺蛳”，夜间远程奔袭的办法也搞过，装成土匪想和张麻子“打平伙”趁势吃掉他的诡计也使过。张麻子就是滑得很，不吃他那一套，反倒是本地老百姓先给他通了消息，他将计就计，把黄大老爷派进来的人吃了，打得他们连滚带爬地跑了回去。官家也浩浩荡荡地派大兵去剿了几回，更是毫无结果。官家的文书上说，那一带老百姓都“通匪”，匪民一家，难以区分。你去剿，都是民；你走了，都是匪，莫奈何。张麻子的名气大起来，县衙门贴出告示，悬赏缉拿张麻子的头，而且他的头的价值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抬高，由五百元到一千元，后来抬到三千元了。但是这个“长着大胡子的麻子”（这是通缉令形容的），始终没找到他的踪影，而到处又似乎都有他的活动。有些其实不过是善良的老百姓编造起来吓唬地主老爷，希望他们“规矩”一点罢了。当然，这个张麻子的确不抢老百姓，只整那些为富不仁的老爷，那些大利盘剥的大商人，那些本钱雄厚背景很硬的鸦片烟贩子，还有那些刮够了老百姓的地皮，想把钱财偷运出去的官老爷们。对于小贩小商，只要交纳规定的“买路钱”就保护过境。这样一来，那一带的地主不敢歪了，老百姓倒真是安居乐业起来。怎么能不“匪民一家”呢？张麻子怎么能不“逍遥法外”呢？
　　且说有一天，也就是我前面摆的山西钱庄那位会计主任导演的趣剧收场的那一阵子。他们演的这场趣剧沸沸扬扬地在全县传开，再也待不下去了，不得不把已经刮到手的钱财和抓到手的公款，席卷一空，逃之夭夭。当然，他们等不及下一任老爷到任来办移交，也不想要不值钱的什么万民伞、德政碑了，半夜里弄到几乘滑杆和几个挑子，偷出城去，落荒而逃。他们当然不敢去坐轮船，只好照着省城的方向，晓行夜宿，匆匆赶路前进。他们不警不觉，就走进了张麻子的独立王国。
　　就是这一天，放在山下的“眼线”，上山向张牧之报告：“报告，山下来了几乘滑杆和几个挑子，不知道是干啥子的，看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会是好人，抢不抢？”
　　“抢！”张牧之一声号令，带人下山，埋伏在路口。王家宾，哦，应该说是冒充王家宾去当县太爷的秘书师爷、会计主任以及王家宾的老婆孩子一行人走进了张牧之的埋伏圈，一下子被包皮围起来，一个也没有跑脱。师爷和会计主任一见这些人的行头打扮，就明白遇到了“山大王”了。他们只求能够蚀财免灾，保着脑袋回省城就行了，决定冒充是做生意的。张牧之从他们的行李中查出了大量的金银、钞票和鸦片烟，便猜想这些人大有来头。他问：“你们是干啥的？”会计主任马上规规矩矩地回答：“生意买卖人，规规矩矩的买卖人。”接着又补一句：“我们愿意照规定交纳买路钱。”他绝口不谈他们是从县城逃走的县太爷。可是，到底查出了那张该死的县太爷的委任状。张牧之过去虽然没有见过这样的委任状，可是他认得字，从“委任”“县长”这样的字眼里和那一方省政府的官印，他就明白*分了。他还故意问：
　　“这是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