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萧在朝阳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小说《人生啊！》不但在报纸上连载完了，而且由哈尔滨时代书店出版。封面画了一棵枯树，树下是一面打碎的镜子。书名《人生啊！》是用小行书写的，惊叹号画得很大。塞上萧三个字是作者自己的签名，写得很潇洒。十五万多字的小说，有一个不算窄的脊梁骨，摆在书架上也很好看呢。塞上萧喜欢得晚上睡不着觉，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的真正的欢乐呀！从前他觉得人生是灰色的，暗淡的，甚至相信“生活就是一系列惩罚”的说法，觉得人生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只有死亡才能解脱。所以他才让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上吊了。现在他又觉得人生是光明的，前途是灿烂的，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他招手，只要肯努力去奋斗，就能获得幸福。他高兴得晚上做的梦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经常做噩梦，不是死爹就是死妈。有一次梦见他被那帮爱闹恶作剧的同学推进大海里，四面无边无岸，滔天的波浪向他打来，眼看就要道没顶之灾了，他惊喊着醒来，吓出一身冷汗。现在呢，一闭上眼睛就是鲜花和笑脸。他梦见一群姑娘给他献花。梦见他写的一大部长篇小说出版了，布面精装，名画家插的图，书名从中国字变成各种外国字；他梦见全世界都争看他的书，外国报纸上登着他的大照片。他梦见他在一座大学的操场上发表演说，他站在高处，周围围得人山人海……醒来时候，总觉得这个场面在哪儿见过？后来猛然想起：这不是前几天自己在“北师大”操场上听鲁迅先生讲演时的情景吗。哎呀，鲁迅竟变成了自己。想到这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烧：这要叫同学们知道有多不好！一年来，同学们对他越来越敬重了。他这班同学虽然都是学文学的，但是多数都是才练习着写作品，有几个能在报屁股上发表个千八百字的短篇，已经像在一片幼苗中长出的几棵高草一样，自视甚高了。稿费虽然只有几块钱，也炫耀着请几个同学上东来顺吃顿涮羊肉。哪怕再赔上几块钱，精神上却得到了满足。塞上萧可和这样的同学不同，他接连着用塞上萧的笔名在北平《晨报》和《创作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这两种报刊当时在学生中都是很有影响的，所以一下便传开了，全校学生几乎都认识他。好多人想知道这个眉清目秀、细高挑儿的同学是哪儿的人，从哪儿来的，从前写过什么作品没有了关于这些大家都弄不大清楚。正在大家窃窃私议的时候，《人生啊！》的单行本传到北平，传到“朝大”了。哎呀！塞上萧的书！塞上萧在中学时候就写书了！天才，天才在这里呢！塞上萧被公认为青年作家了。一九二八年新年的时候，北平《晨报》请他写文章，还登了他的照片。学校也请他发表谈话。他自己觉得比以前高大多了。一阵热乎劲过去以后，评论出来啦。开始只是一两篇小文章，发表在《晨报》上，说塞上萧的作品是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文字粗浅，不能给人以美的感觉。接着又出来几篇有分量的评论，说他那只是萌芽状态的文艺，在为人生的旗号下粗造滥制，劝他赶快提高。这些评论就像一盆一盆冷水从他头上浇下来，不但浇到他的头上，也溅到同学们的身上，有些人便对他摇起头来，甚至从前佩服他的人也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了。本来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供人评论的，从抱在母亲怀里就有人说：真俊哪，看这大眼睛！到会坐着，会走路，会说话，每长一寸都会产生新的评论。所以人本应该习惯于被人评论。不但应该习惯，还应该锻炼得能和那不公正的评论作斗争，有的应该顶回去，反驳，战斗，像鲁迅先生那样。；但是塞上萧可不行，他又开始做噩梦了，在他眼前灿烂的前途没有了，闪光的未来不见了，一切又都开始灰暗下去。他在苦闷中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感觉评论说得有道理，自己写的那些玩艺确实粗糙，确实艺术性很低，确实应该提高。他把自己的书摔到一旁去，看着那书皮生气：为什么画个破镜子呢？简直是不祥之兆。他给他的叔叔写了封信，向他请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刻苦地提高！于是他就猛读起外国名著。他专挑那些文字写得美的，技巧高的来读，读着读着，他对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他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为他那俏皮而洗练的台词所倾倒；他又读他的童话集《快乐的王子》，又被那宝石一样的光彩照射得叹为观止。当时王尔德虽然已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多，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作家，加紧学英语。他的英语在中学时就开始学，进大学后又接着学，拿着字典可以看英文书。这时再一抓紧，勤奋加上他的聪慧，很快就能读懂原文。他直接给英国书店去信、汇款，把所有王尔德的作品，连同宣扬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的论文，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都买来了。他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革命人民进行着血腥的屠杀。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茶地开展着。而塞上萧却真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了。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荡生活中。放荡生活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本是一个母体里的双胞胎。王尔德认为在生活中已经看不到出路与希望，只有艺术是最真实的，最美的。为了追求这个美，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王尔德的主张和塞上萧那早有的灰暗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所以现在是一拍即合。北平学生公寓住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塞上萧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因为都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对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说，念书就是混张文凭，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时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赌、酒、女人，甚至抽大烟，在公寓都方便。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聚赌的。如果你想打麻将，只要告诉伙计一声，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好骨牌来，只要头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钱就好办，伙计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会给你领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半夜十二点过后，肚子发空了，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钱多的，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硬面饽饽；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先赊着，四十枚花生豆，二两腊肠，一壶烧酒，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体，甚至还可以腾云驾雾。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坐在屋子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这不是念书的学生，是书本里的蛀鱼，是书桌里的蛀虫，它们很小，很不显眼，但是天天在那里啮食，天长日久，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物，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塞上萧和这帮“蛀虫”样的学生少爷还不一样，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还想写东西。但他和他们有时就闹到一块去了，甚至还闹得很凶。这时李汉超已经参加党了。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于，斗争非常紧张，但他并没忘了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他有时来看他，每来一次总劝他从这里搬出去，和他住在一块。塞上萧当然不肯。他们俩经常辩论，李汉超让他走出公寓，走出课堂，到斗争中去看一看。他则紧摇着头说：“我是搞艺术的，不是搞政治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就会把艺术上的美破坏得体无完肤。；”李汉超一听这话，立刻就激动起来，两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虽然如此，关系可从未中断，一逢节假日或星期天，塞上萧就去找李汉超，死活也要把他拉到馆子里去，吃上一顿好饭。不是塞上萧一个人不能吃，也不是非得李汉超陪他吃才有意思，而是心里惦念老同学的身体。他猜不准李汉超参没参加共产党，但他知道他是信奉共产主义的，而且正为之献身。他见老同学没早没晚地搞学生运动，有时顾不上吃顾不上喝，身体明显消瘦下来。一个人的信仰是不能劝阻的，主义认定就不好改变。塞上萧觉得，这正像他父亲信奉封建礼法、崇拜孔老夫子，他信奉唯美主义、崇拜王尔德一样，各有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劝告李汉超，两人你搞你的政治，我搞我的艺术。但是对朋友的身体他却要尽一点责任，大责任尽不上，每隔几天帮他改善顿生活是完全能做到的。这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必尽的义务，如果遇上哪个星期天没找到李汉超，他就星期一再去，一直到找着为止。李汉超也明白他这份心思，所以就不推辞了，推辞也没用。本来李汉超自己也不是下不起馆子，他那地主家庭总给他汇钱来，但他一个钱也不肯乱花，他要买书，要救济困难同学，要尽可能地多交一些党费。而且他也真顾不上去讲究吃喝呀。他们的关系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的枪声响后不久，李汉超就抛下妻女，赶到抗日第一线，参加东〕比义勇军去了。塞上萧还原地没动。他大学本已念完，但他不愿离开那学生公寓，不愿离开已经过惯的北平生活，而且北平的图书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回吉林那个家。他的媳妇对他就像一块永远不散的黑云一样，随着他的心清在他头顶上飘来飘去，有时离得远些，有时离得近些，有时就顺着头顶压下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曾给母亲和两位执掌家业的叔叔写过好多次信，要求离婚，结束他和他媳妇那痛苦的生活，还给他们婚姻上的自由。可是每封信都遭到严词拒绝。他母亲甚至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为他办的亲事，要把媳妇“休”回娘家，除非让他父亲点头。唉！这真是从何谈起，父亲已经进入九泉之下，难道要到阎罗殿前去找他？而最后一封信更加厉害，竞附上上他媳妇的一段誓言：我幼读《女儿经》，长读《闺中训》，我明白德容言功与三从四德，我也知道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嫁二夫郎。我进了萧家的门，活着是萧家人，死了是萧家鬼，今生今世不和你“打霸刀”。接到这封信后，塞上萧就再也不向家中提这件事了。也只有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国这套封建礼法把人束缚到什么程度！有些人就像最虔诚的宗教徒那样，一生就以身殉道。寒上萧不愿回吉林老家不等于他不惦念东北家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对家乡的沦陷，人民遭受的涂炭，还是思念不已的。他送李汉超上火车的时候，曾泣不成声，泪洒胸怀。九月二十一日，他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大兵开进吉林省城的消息。他痛苦得连王尔德都研究不下去了。过不几天，王一民给他来了信，信上说：他准备马上就离开吉林，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去。信中愤慨地述说了吉林被汉奸熙洽出卖的情况。当时吉林省长张作相正在锦州老巢里给他母亲办丧事，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满清皇族、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省督军署参谋长熙洽手里。九月十九日日寇刚一占领沉阳城，熙洽马上就和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现在指挥一个师团侵略军的多门二郎联系上了。二十日熙洽下令将吉林驻军全部撤出吉林城。二十一日熙洽亲往土门岭迎接日寇司令官多门二郎，于是日本侵略者就非常迅速地，不费一枪一弹地开进了吉林城。塞上萧看完了信气得咬牙切齿，他恨熙洽这个民族的败类，祖国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几乎想拿起笔来写一篇声讨熙洽的檄文。但是他没有，他不能这样做，他可以在心里恨，在嘴里骂，但不能诉之于笔墨，他的笔墨是他献身于艺术的工具，不能为任何政治目的去乱用。他从来就反对“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认为国防和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硬拉到一块去呢？用文学去干国防，不但国防干不成，连文学也干没有了。塞上萧在心里筑起一道长城，把文艺和政治完全隔离开了。这道长城的地基，还是王尔德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塞上萧思念东北，又不愿回吉林老家，怎么办呢？北平学生公寓终久不是长居久安之地。这时他想起了哈尔滨，那里是他的发迹之地，他的处女作《人生啊！》就是在那出版的。他觉得这个塞外的都市是可亲的，而且自己名字正叫塞上萧，命里注定要过塞上的生活了。于是他给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的叔叔写了一封信。叔叔回信要他立刻前往，一切都不成问题，工作也已安排好，就在《日报》编文艺副刊。叔叔说他已是有名望的青年作家，又在文科大学里深造了数年，《日报》能得到这样人才真要以手加额，高呼天助我也！塞上萧非常高兴地来到了哈尔滨。以他叔叔为首的《日报》全体同仁热烈地欢迎了他。叔叔特意领他去拜见了《日报》董事长，社会名流卢运启。第二天《日报》就在显著位置上发了一条消息，大标题是“著名小说《人生啊！》作者，青年作家塞上萧前日抵哈，并将于本报任职。”副标题是：“本报董事长卢运启老先生会见塞上萧，给以非常之勉励云云。”拥有大量读者的哈尔滨《五日画报》上也刊登了塞上萧的大幅照片。照片上的塞上萧叼着一个很大的烟斗，斜靠在一株枯树上，头发蓬散着，穿西服不系领带，衣襟敞着，眼睛微微眯缝着，作沉思状。如果研究过王尔德的人一看这照片，就知道他模仿的是谁了，照片也打上了王尔德的烙印。几天热闹过去，塞上萧到《日报》去上班，没到一个星期，他就受不了啦。每天按时上下班，趴在桌子上一天到晚看别人的稿子，去为他人作嫁衣裳。刻板的生活，劳累的工作，坐在那里表就像定住了一样，真成了度日如年。他塞上萧本是作家的材料，怎能干这样烦琐的工作？他也不需要那几十块钱的微薄薪水谋生，他需要多少钱，吉林两个叔叔从来都是满足供给的。所以一个礼拜刚过，他就向主笔叔叔提出坚决不干了。不但工作不干，连他叔叔家也不住了。叔叔待他本来非常好，婶子对他也极亲热，可是他不习惯那套有秩序的生活。他的叔叔简直像个标准钟，起床，吃饭，睡觉，甚至读书看报上厕所都有钟点。他塞上萧是个自由王国的公民，怎么能做时间的奴隶！在塞上萧坚决要求下，他首先从报馆退出来，接着又从叔叔家搬了出来，住进了花园街现在的住处。塞上萧当上了职业作家。《日报》上开始发表塞上萧的新作品。熟悉他的读者一看，都感到文字确实比以前美了，构思比以前巧妙了，只是内容空虚了，有的甚至是无病呻吟，玩弄词藻。在一首题名《夜空》的诗里，竟出现了这样的“诗句”：没了光芒，月去星藏，深夜啊，怅惘，凄凉！斜风细雨，凭窗仰望，夜空啊，迷迷，茫茫！下边还有好几段，都是这样没有任何内容，就像一位老人要与世长辞时发出的痛苦哀鸣一样。诗发表不久，就收到《日报》转来的一首诗，诗的作者叫“南方笛”。诗曰：塞上萧啊！不要怅悯，不要凄凉。天在头上，地在脚下，不会迷茫。夜空就是夜空，何必劳神仰望。奉劝君：莫学那犬儿汪汪叫，莫学那乌鸦把脖扬，赶快缩回头，伏身桌上，写些有益的篇章！南方笛敬献塞上萧塞上萧读完，几把扯得粉碎，用力摔进痰桶里。刚摔完，又觉得诗上的字迹有些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急又走到痰桶前，往里一看，已经完全浸进脏水里去了。塞上萧又陷入了苦恼中，他有几天没有动笔写东西。一天晚上，他叔叔给他一张《娜拉》的戏票，是北方剧团在亚细亚电影院演的，让他去看，最好能给写篇评论。他不愿去，他在北平看过著名电影演员黎莉莉、谈瑛、郑君里演的《娜拉》，塞北的剧团怎能和上海来的名演员相比呢。但是他叔叔一定让他去，而且告诉他，这个北方剧团和《日报》是一个董事长，都是卢运启出钱办的。卢运启是一代名流，风流儒雅的名士，名士就爱办这样能出名的事业，要不怎能成为名士呢。叔叔一定要他去，他只好去了。他的座位在第五排正当中，是看话剧最好的位置。他开始确实没抱多大希望，幕布拉开以前，他昏昏欲睡地坐在那里。等到幕布拉开，娜拉从门外走进来，他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看，但没到半分钟，他的两只眼睛就全睁开了，而且越睁越大，越看越出神。这个娜拉真美呀！在她那俊美的鸭蛋形脸上，鼻子眼睛搭配得那么合适，浑身上下那么匀称，线条那么好看，简直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前些日子他在一篇小说里还写过这样的话：“每一个漂亮的姑娘都是一幅画，而且是决不雷同的画。”那么今天这个演员，就是千万张画中最美的一幅了。简直可以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莎》相媲美了。她不仅是形象美，声音也好听，而且表演得也恰到好处。在塞上萧的脑子里，原认为北平那位电影明星演的娜拉，是个高峰，那鲜明的形象经常出现在他的眼前，但被现在台上这位一比，便立刻黯然失色，襟袖无光了。第一幕的幕布刚一合上，他立刻跑出去买说明书。才人场时候他根本没想买，可是现在想买人家又不卖了。他几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厚着脸皮向人家要东西。他要了一张印得很粗糙的说明书，急忙一看，演娜拉的那个女演员叫柳絮影。他来到哈尔滨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过这个名字，在画报上也看见过，甚至有一次坐电车还听见过几个中学生在热烈地讲着她，可惜那时自己却没往心里去。他又回到座位上继续往下看，越看越兴奋，如果说前一幕他感觉到的主要是柳絮影形象的美的话，越往后看他越感到她的精神美，内在美，她满脸正气，一尘不染，简直像个圣洁的女神。我们在欣赏一出好戏的时候，不是往往有这样的感觉吗？当那位主要演员乍一出台的时候，形象并不怎么好，甚至还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使你感到有些失望了，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形成，心灵的深人展现，越来越感到这位演员美。缺陷被弥补了，不足之处不见了，内在的美代替了表面的漂亮，心灵深处放出的光辉照亮了每个观众的眼睛。这时你便会感到评论一个人的美与丑，单凭外部形象来论定是不准确的。主要的依据还是内心世界，或是高尚的情操，或是肮脏的灵魂，都在内心深处掩藏着。当然演员还有不同之处，就是艺术的魅力。今天这位柳絮影是外在的美和心灵的美都同时展现出来，而且是相辅相成，相映生辉的。这就使塞上萧这位观众越看越感动，最后，当娜拉从“泥娃娃老婆”变成自觉的女性，起来撕破她丈夫海尔茂的假面具的时候，他竟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戏演完了，塞上萧不由得拍手叫好，他感到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美！也只有这样的美才是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最感动人的，他真要为这戏写评论了，不，不是为这个戏，而是为这个演员。塞上萧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后台，他来后台干什么？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他不认识这个剧团里任何人，他的名字人家可能知道，但是又不好自报家门。像一般人递个名片，自己又不习惯。刚进报馆的时候，叔叔给他印过一盒名片，上写：《北方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作家塞上萧。他因有自封作家之嫌，从来没用过。现在更不能用了。他就这样一个人空着手进了后台。后台里灯光不大亮，还有股潮湿气。幕布才拉上不久，有些人正在整理道具，移动布景，人来人往很乱。有的演员一边走一边往脸上涂卸装油，脸上一条红一道黑的，像小鬼。塞上萧试探着往前走，竞没有人来问他。那是个只重衣裳不重人的时代，尤其在戏园子这种地方。塞上萧虽然不太讲究穿戴，甚至有些不修边幅，但是他的西装总是最好的进口料子的，不用经常烫也是笔挺的。能穿得起这样西装的人，当然有些来历了。塞上萧从布景片子后面走过去，来到了一个小化妆室门前，门半开着，屋里通亮。他站在门前往里一看，柳絮影正坐在一面大镜子前，从头上往下拔鬓角上的一朵小花，一边拔一边对身后的几个人笑着。在她靠背椅的后边，站着五六个不同年龄、不同装束的人，有穿着最讲究西服的青年，也有穿长衫的中年人，甚至还有一个挂着警尉肩章的警察。他们都向柳絮影笑着，说着，那个穿西服的青年把柳絮影刚从头上拔下来的小花～下抓在手里说：“送给我做纪念吧。”他的手才抓着小花，几只手同时伸过来了，大家抢着，笑着，闹着。正在这时，一个仆役打扮的人，从塞上萧身旁一挤，急匆匆走进化妆室，对柳絮影躬着腰说：“柳小姐，滨江警备司令部李司令大公子的车在外边等着您，请您到宴宾楼去吃夜宵。还有……”柳絮影一皱眉，手一挥说：“你告诉他们，我今天晚上不舒服，哪也不去。”仆役忙笑着说：“那怕不大好，柳小姐……”这时，忽然从塞上萧身后传来一阵急促杂沓的脚步声。塞上萧一回头，只见有三个人直向这个化妆室奔来。为首的一个约莫有三十左右岁，高个，赤红面子，一脸疙瘩，穿一套深绿色的西装。后面紧跟着两个像马弁一样的随从，崭新的军装，十字花的武装带，屁股后面都挎着匣子枪。这三个人一阵风似的走过来，塞上萧忙将身往旁边一闪，为首那个昂首阔步地走进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两个随从一边一个，像二鬼把门似的站在门旁。门，关得严严的，塞上萧觉得鼻子一酸，心口像被谁打了一拳似的难受。他一转身跑出了后台，跳上一辆人力车，很快地回到了花园街宿舍，饭也没吃就蒙头倒在床上。塞上萧没有写剧评。但却产生了写剧本的冲动。后台那短促的一瞥，给他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印象，想不到在前台那样圣洁的柳絮影，回到后台却是那样放荡，这使他心里在一时之间很不好受。他从没接触过女演员，现在他似懂非懂地在想：戏子，戏子就是演戏的，在前台那一切都是装出来的，装得越像戏就演得越好，甚至可以使那么放荡、糜烂的女人装成头上放出灵光的圣徒，大概这就是她们的本事，她们的表演才能吧。但是过了一段，他又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公允？说她放荡吧，她也只是在从鬓角边摘花时对那些人笑了笑，至于那些人抢那朵小花，总归是那些人的事呀；说她糜烂吧，并没有看见她有什么不堪的行为；说她投身于有权势的汉奸公子吧，她却向仆役挥手拒绝了……这一切搅得他思想很混乱，甚至很头痛。他想不去想它，但是不行，这个柳絮影竟好像在他脑子里生了根，挥之不去了。想来想去，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要写个剧本请她演。她在后台究竟怎样，只凭那一瞥，是判断不清的。但在前台她是出色的，迷人的，有艺术魅力的，就发挥她这方面的才能吧。王尔德的剧本已经风行全世界。塞上萧曾精心研究过他的《理想的丈夫》、《少奶奶的扇子》和《一个无足轻重的妇女》等名剧。有些被人传诵的俏皮台词，名言警句，他差不多都会背了。他从前就曾经有过写剧本的念头，现在由于柳絮影的出现，这念头变成了创作上的冲动。他决定用自己那本《人生啊！》为主要故事线索，写一出婚姻、恋爱、自由的剧本。塞上萧夜以继日地写上了。由于他有自己悲痛的经历，深刻的感受，所以写的时候竞冲破了那“唯美主义”理论的束缚，出现了现实主义的色彩。王尔德也有过这种情形。写作中出现的现象，有时是特别复杂的。塞上萧的四幕话剧《茫茫夜》写出来了。他叔叔领着他去找了卢运启，得到了这个老头儿的支持，剧本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