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很少有人开口说话，有时也只是三言两语。但我感觉他们相处的比我们这边要融洽和睡得多。反正战争在他们那里已经结束了。不过一旦得了痢疾，人也很痛苦。
　　听看守过他们的老国民军讲，刚来那阵他们也挺热闹。打架争斗，动刀子的纠纷也时有发生。而现在，他们像斗败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迟缓漠然，好多人已懒得去手婬，他们已经太疲软而孱弱了，不过有时也会再出现这种事，满屋的人都动起来乱哄哄的。
　　…
　　他们紧挨着并排在铁丝网后，一个接一个。一有空位，就会有人很快补上。他们一声不吭；偶尔有人想讨个纸烟烟头抽。
　　他们的身影在黑暗中定格而立。杂乱的长须在晚风中摇动。我丝毫不能了解他们，只想着眼前都是一群战俘，并为此而兴奋不已。他们一生平平淡淡地生活，劳作，却被无缘无故送上前线沦为战俘。要是多了解他们一些，知道他们姓名、过去、家庭以及他们的心愿、苦恼，我可能会改变看法，会可怜同情他们。而此刻我只觉得生命的苦难、人生的艰辛和人与之间的残酷。
　　我们会在一声令下之后把他们当成敌人，又可能因一声令下而与他们结为朋友。那些人轻轻地拿笔在桌上写了几行字，于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世人不耻的卑鄙的手段却成为新的追求方式。但每每眼睁睁看着他们满脸稚气，和蓄着教徒式胡须的面孔，我无法用敌友来加以区别!在新兵的眼中每一个低级军官，在学生眼中每一个高级教师都是最憎恶的敌人，但在我们眼里他们这些人要更为可恶。只要他们重返自由，我们之间又会相互视为敌人，把枪口再瞄向对方。
　　我为这可怕的联想感到恐慌，几乎要陷入迷途。虽还不至如此，但我没有遗忘这些想法，我会把它留在记忆深处，一直到打完仗。我心情激动不已：难道我弥漫于硝烟时所思考过的，在经历战场洗礼之后所残存的追求的那种高尚、伟大的目标吗?难道就是不白流逝岁月而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吗?
　　我把一支香烟分成两段，递给俄国人。他们感激地向我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去，贪的把烟点燃。红光便闪闪的映衬在他们脸上。我的心稍稍舒坦了一些；仿佛夜幕中的农舍；透过小小窗口洋溢出平静舒心的点着灯火的小屋。

　　时间无言而逝。在一个迷雾的早晨，又埋掉一个死去的俄国人；平均每天都会有人死亡。我站岗时正赶上他被掩埋。混浊不清的赞美诗像旷野中的风琴传来的声音，俄国农民围成一圈木木地歌唱着。
　　就这样一次葬礼很快完成了。
　　夜里，铁丝网前，他们静静地站立着，任桦树林中的冷风吹动。天上布满了冷冷的星光。
　　有几个稍微懂德语的俄国人，接触了几次相互便渐渐熟识起来。有个过去曾在柏林当小提琴手的音乐家，在闲聊中得知我会钢琴后，就取出他的家当演奏起来。周围的人便都背靠着铁丝网静静地倾听着。他尽情地站在那里来回拉动着，眼睛时而轻轻地合拢，样子非常陶醉好像全然忘了自己周围的一切而沉浸在那美妙的琴声中了；他还友好地冲我有节奏地演奏他的乐器。
　　人们随着他奏出的悠扬的俄罗斯民歌轻轻地附和着小声哼唱。声音凝重而浑厚仿佛是从很深的地下传出，而那些俄罗斯人黑压压地更像一片隆起的丘陵。琴声清脆、含蓄恰似面前站着一个羞答答的少女那么柔弱单薄。琴声依旧在夜风中吹送着，少了歌声伴唱，多少有几许哀伤，软弱乏力。在屋外空旷的氛围中琴声让人感觉孤独忧郁。
　　休过一次长假以后，通常就不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了。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父亲带着姐姐一块儿来看我。因为我马上就又要重返前线了。那天我们一直在军人俱乐部坐着聊天，我讨厌在营棚里呆着，又没有别的去处。快晌午时，我们又在野地里转了一圈儿。
　　我们都好像无话可说，几个钟头真难熬。话题始终不离母亲的病体。她已确证为癌症，老早便住院了，过几天就快动手术了。医院人员都说她会康复的，但我们却感觉很渺茫，还没有听说能治好癌症的病例呢。
　　“我妈现在在哪儿?”我问。
　　“路易萨医院里。”父亲答道。
　　“几等病房?”
　　“三等。手术费还不知要多少，所以先没确定。而且她也要在三等病房，好有人说说话。收费也少一些。”
　　“那她屋里都是得一样病的啦。不过她能休息好就可以了。”
　　父亲点头说是。母亲长期患病，他一个人忙碌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虽然实在不行了，母亲才答应住院，但花销也少不了，父亲这么多年都花在那里了。他显得很疲倦苍老，脸上布满了皱纹。

　　“也不知手术费收多少。”他说。
　　“你该去问一下。”
　　“不行。不能很冒失地向医生提及这些，否则他会猜想的，无论怎样他还是要给你妈开刀动手术的。”
　　我感到很悲哀，穷人注定就是如此。他们干什么都瞻前顾后，不敢问高价，而心里却乱打鼓整日心神不宁；与他们相反，那些花钱如流的富人反倒事先讲定了价格。就连那些医院的医生也都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冒失而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手术完成以后包皮扎费用也很高。”父亲语气里充满了无奈。
　　“可是职工住院得病应该享有一点补助金的呀?”我说。
　　“你妈的病拖得太长了。”
　　“爸，你现在有些积蓄吗?”
　　他摇摇头：“哪有啊!倒是自己加班加点多做点工可以补贴一些。”
　　这我是知道的，他很辛劳。他会利用所有时间站在桌子边不停地裁剪、粘迭一直到深夜。他会在下午以后吃点干巴巴的用票证换来的东西。再服一些头痛粉，便一声不吭继续一个劲干手中的活儿。
　　他太不容易了，为让他稍稍高兴一些，我又找了些话题，讲了一些刚好想起的故事，我们在营房时所说的一些笑话等等，以及将军、中士之类的一些事情。
　　时间不早了，我便和他们一同去火车站，送上列车。临走时，父亲和姐姐把一杯果酱和一包皮油炸土豆饼塞给我，这些都是母亲亲手为我赶做的。
　　他们乘车返回了，我茫然若失地一个人回到营棚。
　　当天夜里，我就把母亲的煎饼涂上果酱，吃了不少。不过吃着总觉得没味儿，便想拿出去送给那几个俄国人吃。但很快转念一想，为做这些东西母亲一定强忍着病痛，烤着炙热的炉火很长时间才煎完。想到这里，我把那包皮吃的放进背包皮里，只从里边拿了两块煎饼给了俄国人。
　　我们连续赶了几天的路。上空第一批飞机经过。追上运输车队时看见它们满载着重型火炮。我和他们一块儿搭了辆军车，我的团队不知开往什么地方了，打听许多人都摆摆手表示不清楚。我只好到处寻找，找到什么地方就在那里住下；次日，带些干粮继续查问，好多回答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我只能四处乱问，扛着背包皮和步枪，边走边寻问。

　　我费尽周折赶到那处被炸毁的战壕时，他们已经不在了，周围有人说己被改编成一支突击师，随时增援最吃紧的地方。听完这个消息我甚至有些扫兴和失望。他们说我们的部队已经惨遭重创。我又问知不知关于克托和阿尔贝特这俩人的消息，他们都表示没听说过。
　　我风餐露宿，四下查寻，连续几个日日夜夜像个游牧的印第安人但杳无音讯。正当我垂头丧气时终于获得一个准确的信息，当天下午便急匆匆地去连队报了到。
　　有个中士接待了我，要我先留住一两天，连队就快返回了，我现在去了也没用。“怎么样，在家休假还可以吧。”他问我。
　　“开始还行。”我回答他。
　　“都是这样，”他长叹一声说，“如果能一直在家呆着或许最好了。假期后面的日子，就是因为这些而很烦乱。”
　　在连队回来之前，我便一个人到处乱逛。那天他们返回时，个个阴沉着脸，蓬头垢面，显得无精打采。我忙一跃而起，从中间挤进去挨个儿寻找，我一眼看见了恰德，接着是正在擤鼻涕的米罗，稍远处是克托和克络普。人们都默默地先把草垫被褥铺齐。我顿时感到有几分内疚，也不知为什么。熄灯睡觉前，我拿出背包皮里的油炸土豆饼和果酱给他们吃，每人分那么一点。
　　我把两块已经有些发霉的靠外边的煎饼自己留着吃，挑了几张新鲜的递给克托和克络普，让他们吃。
　　克托嘴里嚼着，一边又问：“是你妈给你煎做的吧?”
　　我点头说是。
　　“挺好吃的，”克托又说，“我第一口就觉着味道不错。”
　　我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泪水。现在我又和老朋友克托、阿尔贝特一起吃住了，一切都会好的，这才是我的归宿。
　　“你赶得真巧，”临睡前克络普凑上来小声对我说，“听说，过些日子我们就快开往俄国那边了。”
　　俄国那边，听说没有什么战争。
　　滚动的轰炸声从前线远处那边传来，整个营棚都跟着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