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失去组织的大伯，在50年代初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经过延安回来的同学战友——那些当初的民主斗士，怎么现在都判若两人了？他只听说过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没有亲历，因此无法想象他的学长李锐他们，经历过怎样的残酷斗争。他是研究比较宪政的，自然精通各国政治制度和结构，他发现新中国的现实和理想相距甚远。
　　苏区来的共产党是扛着枪杆来解放白区的，那么白区的共产党应该向他们感恩——没有他们，人民和地下党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普遍怀疑白区党员的人品气节，认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干臣，白区党员是躲着享福、现在还想下山摘桃的抢功者。苏区党以武夫为主，白区党以文士为主，想法自然不一样。
　　大伯基本看明白这些道道之后，再也无心去自证党员的身份。既然学有所成，凭手艺吃饭，虽嫌稍有屈才，但总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继续教书育人，走进他的1957年。
　　十八
　　一晃就到了38岁，对男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黄金年代，但是大伯仍旧打着光棍。虽然说媒拉纤的人不少，可他婉拒着各种美意，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那个隐痛。这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信风之后，便花枝乱颤了。党中央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知识分子觉得激情澎湃，也想学百花齐放了。
　　大伯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但他内心还是有些谨慎。他本不想说，无奈组织反复动员，于是他决定赶最皮毛的说一点，表示心到情到。他说的还是反胡风时对他的批判，他觉得理论之争，应该允许他发表辩论文章，不应该取消他的辩护权。
　　结果，他把“右派”帽子给领了回来，而且工资还被下降两级。他当时也许并未把帽子当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资的损失使他有些心疼。他于是继续去找上级部门说理。说理的结果是，再降两级，他一下子变成了中教八级，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再说下去，恐怕要惹大祸，只好苦笑默认了。
　　那时的人们，很多没意识到“右派”身份的严重后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农场劳动，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自己成了“五类分子”。三年劳改，正好又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先瘦后肿，差点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级觉得他这个老资历的干部表现不错，于是给他摘了帽子。摘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过去了，摘了的叫“摘帽右派”。好在他的学养还是被有关部门认同，于是1961年他被调到中科院武汉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研究逻辑学，同时担任《江汉学报》的哲学编辑。总算是回到了他的专业，他也就老老实实地认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以后重新安排到武钢子弟中学，又当起了老师。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决定要研究已经陌生多年的美国，安排武大成立美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所。经人推荐，又才从茫茫人海之中把这个40年代的武大生打捞出来，负责《美国哲学动态》的编译工作。
　　这一年，他已经60岁。他的生命进入老年，整个青春岁月就这么耽误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