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受到重创的大伯孑然回到乐山，继续他的学业和事业。他们剧社的演出还将进行，每个人都在危险的建国前的岁月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几十年之后，他们互相才知道，那时他们多是失去组织的党员。
　　就在他从内江回来不久，他突然在乐山的街上邂逅了罗某。他们是武汉时代的“青救”熟人，1938年该组织就被政府强行解散，他们再也未曾谋面，而大伯原不属于他那一条线，所以也无从知道他是否党员。罗某实际是早就知道他在乐山，也受命要来联系他，但是由于乐山当时的恐怖形势，他自己暂时停止了活动，丢掉了很多党员的组织关系。另外的深因则是，他知道大伯和王冰松的旧情未了，他还在继续谋求和王的假夫妻计划，所以不愿大伯进入他们的组织生活和视线。现在他突然出现，直接叫大伯去参加他们的支部活动，而且也不交代受谁指派，大伯在当时的敌我复杂情况下，自然装着听不懂他的意思。大伯希望知道他的联系地点，以便自己弄明情况后再去找他，他自然也不肯说。
　　就这样，组织以为大伯早已和罗某接上头，就再也没人来联络过了。而罗某也再未出现，直到80年代涉及大伯的党籍恢复时，武大党委多次找顶头上司和当时的直接证人罗某，罗皆说大伯自动脱党，不能恢复。武大动员大伯自己去找这个当年的当事人，两个情敌才有了又一次谋面。但是罗某明知大伯这个当年的老革命，已经受尽了新中国的折磨，却依然坚持说——他当时给大伯打了暗号，大伯不接。大伯说那时根本没有暗号一说，更不知道他是党员。
　　但是两个人的事儿谁来做证，一个还是炙手可热的高官，一个是潦倒落拓的摘帽“右派”，组织的秤杆是倾斜的。虽然那时大伯还没有找到王冰松，还无法破译这个历史隐秘；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一生都快完结，他又怎肯去向这个“青救”时代他都未曾高看过的人再三俯首仰乞。于是，他终于戴着脱党的帽子，走完他的余生。不过这个时候，他原本只是因为朋友们的怂恿，试图讨回一个公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