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王冰松仍然隶属于罗某党组织这一条线，1939年来到重庆。她不仅见到了母亲，还遇见了许多当年在武汉的“民先”和“青救”团员朋友。她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都希望她留在重庆，特别是罗某，还特意委托一个共同的朋友转来了给她的第一封求爱信以及照片和情诗。
　　但是，用她半个世纪后给大伯的信说——他向我致意，我没有答应。那时他用王若庐名就读复旦，我们虽通信，我却从不涉及爱情，我始终以兄长看待他，从未想到和人谈恋爱。
　　她的父亲已经在成都安排她乘坐一个苏联顾问的便车携母赴蓉，他父亲的好友瞿云白（瞿秋白的堂弟，留苏学生，托派）夫妇也将同行。她征得组织同意，还是决定启程。她答应大家，如果成都不好，再回重庆。
　　她到蓉后，先去蜀华中学继续学业，“久久等不到组织音讯，确很苦恼”。她只好去信给罗某，果然第二学期，低班的学弟马瑞图才来和她接上组织关系。那时她已经是蜀华的“红人”了，经常和校方斗争，毕业时未参加大学统考，因为有人告诉她，她在警方黑名单上是第二名。那时她受《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书影响，想学农经，金陵大学有最好的农经专业，可是当年不招女生，金大的一个助教介绍她去铭贤学院，该校偏处金堂，与外隔绝，是一个极好开展地下工作的地方。她的党组织关系一直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了罗某手上。
　　不管怎么说，罗某看来都像是一个对爱情很执著的人，他喜欢上谁，就有种不上手誓不罢休的精神。1941年秋，罗某恰好也调到乐山。乐山和金堂在那个年代，相隔非近，辖属也不在一个地区，但是由于王冰松是他发展的，所以组织关系仍旧划归到他这条线上。他多次向她单独表示，但是王冰松不是一般出身的女孩，以还在学业和家父反对为由，不失分寸地婉拒着她的顶头上司。
　　也许她心中还在隐隐挂念那个远去鄂西的人，她多少有些神秘的预感，认为他还活着，他们还将在今生重逢。这时，奇迹出现了，她看见了报刊上署名为他的诗歌，她认出了他的文风，她找报刊打听到作者的通讯地址，然后急不可待地寄去了问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