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能够和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喜悦。在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的阶段，听说大家对我从一个“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颇为关心，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发言之后，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可以具体的、轻松愉快地展开。在这里，我首先想谈的，是关于在我迄今为止的作家生活里最为根本的、并且是我所意识到的养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方法。
　　回顾成为作家之前孩提时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谈到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太平洋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
　　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我生长的山村里，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当地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而把这些讲给孩提时代的我的，是我的祖母、母亲等民间的女性叙述者。通过她们讲述的故事，我知道了自己的村子、自己近世的祖先们面对从东京来的国家派出机构，用武力进行抵抗，曾经举行过两次暴动，特别是后一次暴动，还获得了胜利。那次暴动，是从1867年到明治维新前后之间举行的，并且，是在明治近代国家体制起步之后——在那开始的混乱时期——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方农民势力战胜了国家势力。
　　关于这两次暴动的记忆，都从官方的记录中删除了，在学校的教育里，对此完全置若罔闻。但是，在山村妇女们讲述的故事里，通过土地、风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缘相联的家族，生动地传承了下来。
　　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们讲述的本地的历史、传说，但另一方面，在学校里学习的则是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和传说。我在两者之间徘徊着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现在，回顾这段经历，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我，既相信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从没有怀疑过山村的历史和传说。我终于发觉，那时，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于二重性和多义性之中。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女性们的讲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缘故。
　　我的母亲所讲述的，是早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的、与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联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在国家把奉天皇为神明的信仰确定为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后，这些故事仍然生动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
　　就这样，在具有二重性、多义性的民众意识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经验了日本的战败。并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声音宣布的具有打击性的经验。从那以后，在战后十年左右民主主义与和平思想最为高涨的时代，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战后十年的后半阶段，在日本，兴起了这样一种社会风潮：即认为民主主义与和平思想作为宪法原则，未必需要认真地推行。但我认为，我是通过在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社会感觉。
　　在创作小说的同时，我所写作的时事性随笔、评论，始终是把经验了从奉天皇为神明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向以独立的个人横向连接为基础的社会大转变，最后自觉地选择了民主主义这样一条轨迹作为一贯的主题。现在，在日本的传媒上，所谓公大于个人，并且，把这个公等同于国家的公，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一种强势，在这样的时候，我必须坚定地坚持贯穿了自己人生经验的思想。
　　(二)
　　我想谈的另外一个话题，是身患残疾的儿子对小说家的我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大儿子大江光，在医学上，只能说是事故，出生时就患有智力障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我和妻子决心为这个婴儿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要素。

　　特别是，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
　　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经历了动摇和痛苦，以及把握现实的能力的丧失，由此而不得不重新检讨了两件事情。其一，像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那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发挥了作用。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但是，在身患残疾的儿子诞生之后的几个月里，我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坚信已经在自己内心里积累起来的精神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我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
　　虽然那时还不是结构主义的时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构了，我必须重新建构，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检讨塑造了自己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所导致的东西。并且，我重新学习法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我大学时代的老师，是拉伯雷研究专家，拉伯雷时代法国人道主义的形成，是他毕生研究的主题。我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和偶然相缠绕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须重新检讨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一直写作的小说，在当时的现在，对于因为残疾儿诞生而动摇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我想重建如此动摇、痛苦几乎绝望的自我。激励自己，需要从根本恢复的作业。
　　于是，我想把这样的作业和新的小说写作重合起来，我写出了《个人的体验》。当我写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新生的小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和残疾的孩子共同生存这一事实了。
　　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此获得恢复的我，面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必须采用新的视点。因为我热中于个人家庭发生的事件，已经看不见作为社会存在的自己的积极意义。
　　我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开始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弹受害者们的社会运动。关于广岛，我写了一本书，并把在那里的学习所得和发现，反馈给了自己的小说。
　　和身患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六年以后，也似乎是偶然的，发现孩子对野鸟的叫声很感兴趣，我和妻子创造了和孩子沟通交流的语言。不久，孩子的关心从野鸟的歌声转向人工的音乐，我们的家庭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而作为作家，我也把我和发生如此变化的残疾儿子的生活写进了小说。尽管如此，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作品里，残疾儿的存在还是退到了小说的背后。这部小说是把日本近代化开端时期最初向美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年份，和从那时起百年以后围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而掀起的市民运动对照起来描写的，表现了这样一个大主题。但并不能以此作为说明残疾儿的存在退到了小说背后的原因。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的关心也常常在怎样推进和残疾儿的共同生活上。
　　在这部小说里，我主要刻画了一对没有勇气和残疾儿彻底生活下去的年轻夫妇是怎样颓废下去的。从消极的侧面，探照自己的家庭问题，所以，这部小说，对我来说，也仍然是从和儿子的共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小说。
　　(三)
　　但是，把和自己家里的残疾儿子共同生活这样的事情作为所有小说的主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真正的文学创造么？我想，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自己也常常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我正是通过克服这个疑问的具体行动，从而积极地向前推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当我还是法国文学系里热中前卫文学的学生的时候，我最初写作日语小说是出于以下的动机：第一，我想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通行文体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直到今日，我也仍在继续最初的想法。当然，从事小说家的工作已经四十年，在实践过程中，我对文章、文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设定明确的意图，破坏作家已经创作出来的文体，这是有意识引导的变化；还有一种，则是可以称为自然成熟的变化。
　　但是，我并没有偏离在二十二岁的时候确立的创造日本迄今未有的小说文体这一根本方针，也没有产生把这一方针改换得更为稳健的消极想法。
　　我的小说创作另外一个动机，是想描述自己战争时代的童年和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青年时代。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日本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一个明显可见的缺点，是缺少提出方法论的意识。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到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日本文化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的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的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却帮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学的特质。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要创造出和日本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但自从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就成了我的小说世界的主线，对此，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因为在日本文学里，特别是近现代日本文学里，有所谓“私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类。这是一种用第一人称“我”来描写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在作为一个作家着手创作的时候，我当然是和“私小说”这种文类对立的敌人。我也曾经批判说，在日本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私小说”文类和这种文学传统，阻碍了日本文学的普遍化和世界化。那么，我以残疾儿童的家庭为舞台写作“私小说”，这不是一种根本上的转向么？这是许多批判我的文字中一个共同的论点。
　　可是，其实我是想通过颠覆“私小说”的题材和“私小说”的叙述方法，探索带有普遍性的小说。从刚才我所谈到的巴赫金的理论向前追溯，我把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这些小说的方法论。我还认为，通过布莱克、叶芝，特别是但丁——通过对他们的实质性引用——我把由于和残疾儿童共生而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的神秘性的或者说是灵的体验普遍化了。
　　同时，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持续不断地把这样的理解写成随笔。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残疾孩子的诞生和与其共生这样一个偶然事件，以及对这一事件的有意识接受，塑造了此后三十七年直至现在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现实。
　　(四)
　　最后，我想谈谈现在正在写作的小说。首先，这部作品使用了极其私人性的题材，这和刚才我所谈到的内容重合，可能会成为让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条件吧。
　　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在我所出生的岛屿——四国岛上最大的一个城市的高中读书。在这个地方城市里，有CIE、美国情报文化教育局设立的图书馆。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原版书，在这以前，我曾通过译本读过这本书，非常喜爱，并终生受到它的影响。

　　同样是在读高中时我发现的一个朋友，也给年轻的我以影响。我曾经和他一起接触过占领军的美国兵。这位朋友，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创作了获得世界性好评的《蒲公英》等作品。他就是伊丹十三。我和他的妹妹结了婚，刚才说过的残疾孩子，就出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现在还遗留着智力障碍病症，但已经用对他而言惟一可以自由表现自己的语言——音乐，创作了表达他内心世界的作品。伊丹十三根据我的小说，原样使用大江光的音乐，导演、摄制了电影《安静的生活》。在这以前，伊丹摄制过正面批判日本暴力团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受到暴力团的行刺报复。这不仅给他的肉体造成创伤，也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在那以后，伊丹突然自杀。
　　我想重新认识、理解伊丹和既是妹夫又是朋友的我，和他的妹妹我的妻子，还有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四者之间漫长的关系。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战争失败后不久，和占领军的美国兵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把这个事件转换为小说的线索，直到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来校区停留期间，很偶然的，我读到了莫里斯·森达克①的采风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绘图作品《外面那边》(OutsideOverThere)，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①莫里斯·森达克(MauriceSendak，1928-)，美国作家，主要创作绘图类儿童读物——译注。
　　②changeling：意为作为替身的丑陋呆傻的孩子，出自在欧洲各国、尤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该故事说，每当美丽的婴儿出生后，侏儒小鬼戈布林便常常会用自己丑陋的孩子偷偷换走那美丽的婴儿。这个被留下来的丑孩子，就是changeling——译注。我的妻子，看到少年时代非常美好善良的哥哥突然发生变化所受到的冲击，并成为永远的心灵创伤，还有，生了一个和正常人不同的孩子，为了把存在于遥远的地方那个正常孩子抢救回来，发现了不正常的孩子和自己之间的共同语言——音乐，森达克的书，启示我深入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
　　森达克的卡通，以欧洲传说故事中的changeling②为主题，故事内容是：一个婴儿被侏儒小鬼戈布林盗走了，作为他的替身，留下一个奇怪的生物。为了救回被盗走的婴儿，姐姐不断努力，最后终于救出了妹妹。我把这个故事里的姐姐爱达，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少女，和我的妻子的孩提时代重迭，由此找到了自己小说的根本的叙述方式。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过来的年轻人，无论是我还是伊丹，还有头部畸形的光，不都是被戈布林偷盗走的真正美丽的孩子的替身changeling么？
　　同样，正是由于一位既是妹妹、又是妻子和母亲的女性的勇敢的劳动，创造了我们的家庭。而就在这个美满故事进行的中途，她的哥哥突然自杀了。
　　我一边写作自己的changeling小说，一边思考这样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不只是伊丹十三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度过青春，生活在经济繁荣和繁荣以后长久持续的不景气时期、现在面临老年的我们这一代日本人的现实性课题。
　　现在，回答大家的提问，进行自由对话吧。我在准备这次讲演的时候，中国方面曾提议让我谈谈中国、日本的年轻人如何开拓出共生的道路，在这次讲演的结尾，如果能让我就这样一个主题谈谈看法，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王中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