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想，自己从商时间不短了，但从来没有认真去思考过从商的技术问题，从商过程中所读的书籍，也基本都和从商无关。十几年来我几乎没有看过任何关于管理技巧的书籍，从我内心来讲，我并不认为一个好的商人需要追求过多的技巧，而是要从根本上去回答：为什么办公司？办成什么样的公司？经商的目的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公司对这个时代的贡献和理解的答案。
　　中国的大背景是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过程不断加快。未来中国的经济还会快速增长，中国将有几亿人加入到城市化的过程中。只有当你顺应了这些大趋势，你所做出的努力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的承认，才能谈得上对社会的贡献。否则，大方向错了，南辕北辙，就是做了反功，适得其反。例如，今天再有人去办制造算盘的工厂，或者再去开生产BP机、录音带的工厂，就显然不合时宜，技术的进步一定会把他们淘汰掉。用句俗语就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如果极端地划分，中国企业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土佬冒，或叫“土鳖”，也就是“技术含量低”的这一类。这一类属于经验主义，没有大方向，也没有大画面，就是外国人说的缺乏Vision。但他们不固执，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了就往前走一步，摸不着石头，不知水深水浅时就另寻他途。这类企业家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者，但千千万万这样“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家用这种办法成功了。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国制造”现象就是从这样一大批企业家手里产生的，他们的生命力惊人的顽强，可以在任何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光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最简单的就是开一个中餐馆，等待机会，慢慢起步。

　　与这一类企业家相反的是另一类，以“海龟”为代表，学历高，技术含量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不光会讲中文，英文、法文也都会。他们是最早走向国际的一批精英，给中国的开放带来了新的气息。但他们是过于空幻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是带着眼罩的自以为是者。自认为学习到了所有知识，参透了世界上所有的奥秘，最常用的词是“世界将因我们改变”，“我们为人类提供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未来中国、世界几十年的走向讲得一清二楚，对股价、汇价、房价等走势的预测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但这一类企业家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碰得头破血流。他们如果没成为企业家，而成为经济学家，预测结果常常与现实结果完全相反，就只能用“市场不成熟”，“有泡沫”，“人们不理智”来为自己辩解。如果说第一类企业家是有可能转变成机会主义者的经验主义者的话，这类企业家就是经常转换为教条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者。

　　借用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就是：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比经验主义严重得多，让中国革命的力量在白区损失了100%，在红区损失了90%以上。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
　　因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市场非常繁杂，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任何人都不能100%地去掌握，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就算最有知识的人、最聪明的人，也有自己不知道的盲区和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还不如干干脆脆，一闭眼，跳到海里去游，从细微处打开感觉，用皮肤感觉水的流向，这样游几次，可能你就赚到钱了。

　　当代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这与时代背景有关，与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有关。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厂长，没有企业家，这种经济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贫穷和落后。资本主义初期，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不在本国制造贫困，就把贫困输出到别的国家去——这是马克思当年总结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适用的。那么，符合人类新文明的新的企业形态将会在什么样的国家诞生？不可能在欧洲，不可能在美国，也不可能在非洲，我认为只能在中国诞生。这种新的企业形态，要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关注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平衡发展，要关注公平、正义，关注和谐平衡的发展。新的企业形态对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既要有第二类企业家的远见、知识和理想，也要有第一类企业家的务实精神，要尊重未知的领域。两者都不能走极端，正确的道路是中庸之道，我想他们是一些务实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