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坐下来磋商，第一需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过去，普通话没有被制定并推广，只有统一的书写。不同地方的人，无法面对面交谈，只能靠书写交流。书写不能及时互动，写字的人犹如发表了一个宣言或者通知一样，信息传达往往是单方面的。在口语交流不畅的情况下，会写字的人，自然拥有一种权威，成为垄断信息的权力阶层。古代的科举制度，好像主要考的就是书写能力。中国人在历史上没有形成磋商的传统，会不会有这个原因呢？有了普通话以后，全国各族人民都能坐在一个桌子跟前开会了。
　　我坚信这一点，打通语言隔阂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流的基本工具（语言）是畅通的，即使陌生人见面，最先想到的都是交流，而不是打一架。陌生人见面，总是从介绍自己、了解对方开始的。打架之前的状态，一般是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有气得说不出话来，交流彻底没可能时，才会动手；反过来也说明了，在一切动手之前，人们总是努力要交流的。
　　但是对交流造成致命伤害的，却是偏见，由此我想起一场最失败的对话。
　　2005 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十五，中国企业家论坛在黑龙江的亚布力举行。之所以选在亚布力举行，一半是为了开会，一半是为了滑雪。参加这次会的人很多，会议的议题安排得也非常多，出场的都是企业家中的大腕。最激烈的一场论坛是大会组织的南北企业家对话——说是“对话”，其实更像是一场争辩、争吵、对决。台上台下都情绪激昂，基本上是南方人支持南方的企业家，北方人支持北方的企业家，强调的都是他们的不同，他们的差异，无一例外地把这种差异通过语言和情绪极端放大，却很少有人能够去理智地寻找和分析南北企业家共同的东西。当时我被分配到了北方企业家代表这边，给我安排的对手是南方企业家阿里巴巴的马云。我首先声明我是从西部的甘肃来的，我既不属于北方，也不属于南方，我是西部来的。当时UT斯达康的吴鹰就说：你人在北京，赚北京人的钱，就算是北方企业家了。在这种争辩中，想保持中立和超脱都是不行的。

　　双方争吵得很厉害，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要国际化，就靠你们南方人倒腾几包打火机就能国际化吗？”会场下面有一位没有抢到话筒的企业家马上高声喊道：“你们北方人从宋朝开始就欺负我们南方人。”我心想，这些都是偏见，特定的场合把这些偏见大大地放大了，这种偏见正是一切不和谐和不团结的根源。
　　由此又联想到我接受过的一次采访，是上海一家报纸和上海电视台的采访。他们的话题是上海和北京的区别，上海人和北京人的区别。我说，实际上这种区别是很小的，不要夸大这种区别，不同的上海人之间的区别甚至比上海人和北京人之间的区别还要大得多。我还列举了一系列理由和事实来说明我的观点。我看他们都大失所望，觉得我是文不对题，与他们预想的题目和内容相差很远。事实上，我们人类是相通的，同一性和整体性是我们最大的特点，一定要消除各种偏见，种族的、肤色的、教义的、国家的和物质文明程度的偏见。

　　从根本上想，其实上述这些偏见，哪一个是我们生而具有的呢？都是后天各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出生、长大在某个区域，区域文化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引导。例如，做一个“骄傲的四川人”，做一个“骄傲的广东人”，等等，为什么要骄傲呢？还有前些年流行的“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为什么要强调自己的山是高昂的呢？难道别人的山是低着头的吗？这些荒谬的自我意识，更因以为肩负某种“文化根据”、某种“民族精神”而咄咄逼人。这些荒谬的偏见被一些人想当然地当成自己的真知灼见，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被社会流行的东西鼓励着。
　　现在有一个词叫“PK”。最初我看到“PK”这个词的时候不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超女”的比赛，还以为“P”就是和平（Peace）的意思。但别人告诉我，“PK”是电子游戏中的一个术语叫“对决”，与和平的意思截然相反。电视台设定PK的气氛一定是争吵，毫不妥协，只要谁的观点极端，谁的语言有暴力性，谁就会得到更多的选票，得到更多的支持。媒体也跟着掀起一场又一场的PK，不同观点的交锋，对各种问题的讨论统统叫做PK，好像能把真理PK出来。其实PK的场景和氛围，就是激发斗争，各方都想着在PK中取胜，想方设法批倒对方，我想，这样的讨论其实已经违背了磋商的原则。此偏见PK彼偏见，最后成为没有意义的失败的“对话”。

　　PK鼓励好斗，并把展示偏见当作娱乐，仔细想想，渊源很深。历史学家的研究证明，顺着时间倒数，越往后，人类的社会单元就越小，越分散，从国家联盟、大国家、小国家一直到最小最分散的部落。社会单元最小的时候，对其他人的偏见最深，争斗最多，人们也就最渴望勇武。好斗与勇武，相当古老了。现在大家盼望已久的和平时代来临之后，广泛的磋商也已在各区域、各民族中展开。我们应该立足于实现永久和平的愿望，更为深入细致地消除各种偏见。偏见，哪怕是最微小的，也可能是会毁坏玻璃的裂缝。我们手持和平的玻璃器皿，要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