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流氓孔建国已经很老了，比我大出去二三十岁。和唱戏的类似，流氓四五岁一辈儿人。常有出了大名头的老流氓被隔了一辈儿的小流氓灭了，一板砖拍傻了，一管叉捅漏了，这也和唱戏的类似。按年龄算，从道上的辈份上论，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足足差出五六辈儿。
　　我当时十七八岁，正是爹妈说东，我准往西的年纪。
　　搬进这栋板楼之前，我老妈反复强调，这楼上楼下，绝大多数是正经本分人，可以放心嘴甜，滥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给糖就要，给钱就拿，不会吃亏。他们家的孩子找茬，我可以自行判断，如果有便宜占，就放手一搏，别打脸，瞄准下三路，往死里打。但是有两组人物，我必须躲着走。
　　其中两个人物是一组，姓车，是朝鲜族的一对孪生姐妹，眉毛春山一抹，眼睛桃花两点。脸蛋长得挺像，一样的头发过肩，但是身材有别。一个小巧，跌宕有致。一个健硕，胸大无边。所以小的叫二车，大的叫大车。刚刚改革开放，大车、二车就仗着非我族类而奇装异服，我老妈眼尖，看见她们“脚脖子上都戴金镯子，叮当坏响”。
　　大车、二车总是双宿双飞，她们驶进楼里的时候，我总是放下手里的教科书和作业本，跑到阳台，扒着张看她们的奇装异服，看她们又拉来了什么人物，看她们一清二楚的头发分际，分际处青青白白的头皮，分际两边油光水滑的头发。当时还没有“海飞丝”，劲松小区还是庄稼地，夏天可以在稻田里捉蜻蜓，武警官兵在周围养猪放羊。我洗头用一种“灯塔”牌的肥皂，涂上去感觉自己的脑袋像个大号的猪鬃刷子，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大车、二车的头发没有一点头皮屑，茁壮得像地里施足肥料的油绿绿的庄稼。那种油光水滑，眼珠子掉上去，也会不粘不留地落到地上。我的眼睛顺着她们的头发滑下去，她们雪白的胸口一闪而过，我的心里念着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可我知道，竖起来的不是耳朵。

　　那时候我爸是单位里的忙人，代表群众的利益，出门挣钱，常年在外。我姐姐是老实孩子，剃个寸头，促进大脑散热。用功无比，还是老拿不了第一，把头发剪得再短，也当不了她班上男生心目中的第一大牲口（学习好的女生都是牲口），于是头也不抬，更加用功。我老妈小时候是农民，长大混到城市当了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我老妈把劳保发的白棉线手套带回家，然后拆成白棉线，然后替我和我姐姐织成白棉线衣，一点风不挡，一点弹性也没有。我老妈拆棉线织线衣的时候，被拆的手套戳在一把倒过来的椅子腿上，她坐在对面，她穷极无聊，总想找人聊天。那时候的电视是九寸黑白的，老妈不爱看，她一三五说电视主持人弱智，二四六说电视主持人脑子里有屎。姐姐总在做功课，我妈就来和我贫。我极能臭贫。我妈说，将来嫁给我的女孩子有福气，找了我，有人说话，不用看弱智电视，省电，一辈子不烦。

　　我妈说，安心功课，别闻见香风就窜到阳台上去。我说，鸿雁将至，我保护视力，我登高望远，我休息休息，看看乘客是谁，看看有没有我爸乔装打扮混在其中，好报告我妈。我妈说，乘车的都不是好人。我说，乘车的好像都是街面上挺得意的人，不知道我爸够不够级别。我妈说，不许你搭理她们。我说，是人家不搭理我，人家是女特务，我才只是个红小兵，远不到红队长、红支书、红主任的级别，除非我腰里掖着鸡毛信，否则人家才不会摸我呢，我的级别差得远了。我妈说，人家要是就诬陷你腰里掖着鸡毛信呢？人家要是偏要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阿姨我还小”。我妈说，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阿姨我怕怕”。我妈说，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抓女流氓啊，啊———啊———啊”。

　　还有三双手套剩着，我妈的棉线没拆完，线衣没织成，就总是没完没了，警惕性很高。我还是个孩子，所以空气里永远有感冒病毒，街上永远有坏人，即使没有特别坏的人，也要从好人中确定比较坏的人，然后给他们戴上帽子，他们就特别坏了。
　　我像期待感冒病毒一样期待着坏人，得了重感冒就不用上学了，我妈也不用上班了，还给我买酸奶喝。酸奶是瓷瓶装的，瓶口罩张白纸，用根红皮筋绷了，喝的时候拿一根塑料管捅进去，噗地一声。医院里有来苏水的味道，老女医生老得一脸褶子，又干净又瘦像个巫婆，年轻女护士歪戴着个小白帽，遮住油光水滑的头发。她们通常用口罩糊住五分之四个脸，眼睛从不看我的眼睛，只是盯着我的屁股。碘酒在我屁股上丝丝蒸发，我感到一丝丝凉意，“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我知道那一针就要来了。
　　但是女特务永远叼着烟卷抹着头油鲜艳在电影里，大车、二车始终也没有给我机会，让我高喊“抓女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