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是兰波的一句名言。安德列·布勒在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的结论中引用了这句话。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学生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但是我这本小说最初的名字却是《抒情时代》。我在最后一刻改换了书名，因为我看见出版商们的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他们怀疑是否有人愿买一本题目如此深奥难懂的书。
　　抒情时代就是青春。我的小说是一部青春的叙事诗，也是对我所称之为"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抒情态度是每一个人潜在的态势：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抒情诗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因为千百年来人类就具有抒情态度的能力。诗人就是它的化身。
　　从但丁开始，诗人也是跨越欧洲历史的伟大人物。他是民族特性的象征（卡蒙斯，歌德，密茨凯维奇，普希金），他是革命的代言人（贝朗瑞，裴多菲，马雅可夫斯基，洛尔伽），他是历史的喉舌（雨果，布勒东），他是神话中的人物和实际宗教崇拜的对象（彼特拉克，拜伦，兰波，里尔克），但他首先是一个神圣价值的代表，这个神圣价值我们愿意用大写字写出来：诗。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欧洲的诗人发生了什么？今天已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就已从这个盛大喧嚣的国际舞台上消失了。（他的消失显然是这个危险的过渡时代的征兆之一，在这个过渡时代中，欧洲发现了自己，而我们还没有学会给这个时代命名。）由于一种历史的邪恶嘲讽，欧洲的诗人仍然扮演着大众角色的最近一个短暂时期，是1945年以后中欧的共产主义革命时期。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特定时代充满了真正的革命心理，它们的信徒怀着巨大的同情以及对一个崭新世界的末世学信仰体验了它们。诗人们觉得他们是最后一次站在舞台前部。他们认为自己正在欧洲的辉煌戏剧中扮演他们惯常的角色，去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剧院经理已在最后的一刻改换了节目单，而代之以一出通俗的滑稽剧。
　　我亲眼目睹了"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这个时代。我听到我所崇敬的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公开正式地与他的布拉格朋友脱离关系，因为这位朋友即将被斯大林的最高法院法官送上绞刑架。这个事件（我把它写进了《笑忘录》）使我受到创伤：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并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得成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进步和革命。青春。母亲。甚至人类。还有诗歌。一个价值崩溃的世界呈现在我眼前，渐渐地，经过许多年，雅罗米尔的形象，他的母亲和他的情人在我的头脑里成形了。

　　请别认为雅罗米尔是一个低劣的诗人！这是对他的一生廉价的解释！雅罗米尔是一个有天分的诗人，富有想象力和激情。他是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当然，他也是一个邪恶的人。但他的邪恶同样潜在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兰波身上。在雪莱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有时代所有制度下的每个年轻人身上。雅罗米尔不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特定时代只是照亮了隐藏着的另一面，使不同环境下只会处于潜伏状态的某种东西释放出来。
　　尽管雅罗米尔和他母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描写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讽刺的意图），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描写一个时代。"我们选择那个时代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它本身感兴趣，而是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个捕捉兰波和莱蒙托夫、抒情和青春的绝妙的圈套。"换言之：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就这本小说而言，同时还提出了几个相关的问题：抒情态度是什么？青春是什么？一个母亲在形成一个年轻男人的抒情世界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神秘角色？如果青春是缺乏经验的时期，那么在缺乏经验和渴望绝对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在渴望绝对和革命热情之间有什么联系？以及抒情态度怎样表现在爱情中？有爱情的"抒情形式"吗？等等，等等。

　　当然，这部小说丝毫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回答，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的存在具有一种问题的形式。
　　最初想写这部小说的念头产生于很久以前，在五十年代中期。当时我想解决一个美学问题：怎样写一部属于"诗歌批评"的小说，同时它自身又是诗歌（传达诗歌的激情和想象）。我于1969年完成了这部小说。它从来没有在波希米亚出版过。1973年它首次在法国刊行，一年后彼得·库西出色的译本在美国出版，他因此而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库西是美国最优秀的捷克语翻译家。为了修订这部小说，使它更忠实于原著，几年后他又重新修改了一遍，这一事实表明他一心追求完美；换句话说，他是翻译家中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衷心感谢他这部杰出的译作，以一个朋友的身分紧紧握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