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爱说"形势比人强"，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思吧。现在我要说"体制比人强"。如果你无意改革体制，你就要受制于这个体制。**是一个显例。他参与主持制订了中国第一个宪法，他自然是竭力维护这一体制的无疑。然而他在尔后的十二年岁月里并没有为宪法的实施做过认真的努力，哪怕是稍稍指出有法不依尚属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他都眼睁睁看着违法违宪、侵犯人权的种种而不置一词；甚至在1958年通过彭真之口大讲"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员的最大志愿"，在1963、1964年又通过王光美搞什么《桃园经验》：最后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当中，他首当其冲地成为打击对象，所采取的方式，也正是所有他默认默许乃至大力支持过的揭发、批判、斗争，不许澄清的泼脏水，不许还口的大辩论，加上人格侮辱以至肉刑体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享受了这个体制在实行压迫和专政时所能采取的多种手段。这颇有一点"请君入瓮"的味道。周恩来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在某些情势下，他似乎游刃有余，应付裕如；但他也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这个如来佛与其说是**的权威，不如说也正是他曾力求巩固的体制。他之所以能有转圜余地，表现出他的棋高一着之处，并不是借助于这个体制所宣告的某些民主程序，而恰恰都是借助于这个体制实际上为"人治"提供的可能，从而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以及某种程度的个人魅力，所施加的影响。包皮括他在文革中拼全力保护某些干部，也只是在有限范围突破了体制，而在总体上还是加强了这一体制。周恩来在整个文革中是"戴着镣铐跳舞"，"镣铐"者，他所不能摆脱亦不欲摆脱的体制也。**呢？他以亿万人之上的地位，又以在中国几千年**主义遗产基础上营造起来的空前的个人崇拜为羽翼，应该说是权倾一时，且在一时间也真的是为所欲为，没人当面说个不字。然而，他尽管打碎了原体制的某些环节，以遂其愿，但他还是只能在体制提供的保障下来运作。最后一放难收，也还是回到原有体制的轨道上来，牺牲了他的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在他辗转病榻的最后，回归两个字，曰："就范"；就其毕生所缔造的国家体制和党的体制之范也。不知他在晚年只能与文化水平较低的年轻战士、护士们一起打发孤独和寂寞的除夕，在临终向医生垂询还有多少时间的一刻，心目中是否掠过"异化"这一个概念的影子。我举这几个本世纪堪称强人者为例，只是想说：体制比人强。但不是说，体制是不可改革的。这就使他在对待新的"反党集团"这一政敌时，选择了留有余地的做法。故称之为进步。这个进步也回报了他。当1964年勃列日涅夫发动政变，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以后，也没有把他投监或判刑，更没有想要**消灭，而只是--如我们所说的，软禁起来。影响所及，后来苏共解散，苏联瓦解，元首易人，虽然风波迭起，总归是非暴力倾向占了上风，没有滥捕滥杀。这归根到底，不能不多少归功于赫鲁晓夫在政治斗争中首开了比较文明的风气。当然，也要归功于苏联人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接受历史教训而远离了暴君暴民的传统。自然，肯定这方面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可以到此止步。不杀政敌，只是现代政治斗争的底线；而用软禁的办法取代野蛮的暗杀或明杀，是蒋介石也曾部分地（如对张学良）做到的，距离现代化民主政治，尚不可以道里计也。200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