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关"和"下楼"都曾经是政治术语。在泛政治的年代，在我们这里，有许多政治术语流行，不是抽象的，而是形象的，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也许是因为领袖人物喜好诗词歌赋，出口成章；也许是因为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形象的比喻较之抽象的概念易于接受，就像直观教学收效更快更好。"下楼"指的是在一个政治运动里，让有问题受审查或受批判的人得以解脱。所谓问题，因运动性质而不同，在"三反"、"五反"就是经济问题，在四清运动，因为要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还要清什么来着（次日按：还有一清是清组织，这么重要的一项差点让我忘记了！），几乎想"清"谁都能找到题目。此所谓"楼"，多半也不是实有的楼。"三反"、"五反"前夕我在兰州，那里最高的建筑叫西北大厦，只有三层高；至于农村里搞"四清"的时候，大都还是茅茨土阶，顶多大队部是土改分得的砖瓦房罢了。那时候宣传社会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遥想彼时楼上该已没有背负悬案等待下楼的人了。在文革前，像"三反"、"四清"以至年年要搞一次的整风整社，还是有个时限的，到一定的火候，"见好就收"了，于是有问题没问题的都要结案"下楼"，其实，楼上的人，也许本就并无任何问题。有时说"搭个楼梯让他下来"，往往是搞运动的自找台阶也。杨绛小说《洗澡》，说运动中所谓"洗澡"甚详。"下楼"是"正常"情况下"洗澡"的最后一步。如果强调"洗澡"是自己人性质，则曰"温水洗澡"，犹如整风时标榜"和风细雨"一样；得到这一待遇的，"下楼"以后就径直"轻装上阵"，"帮助"别人"洗澡"去了。直到文革当中，有些工厂的干部，一朝从冲击下解脱，就让他们参加工宣队（全称是工人**思想宣传队）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搞"斗批改"，也就是历来"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策略下的习惯做法。如果说"下楼"云云只是政治运动中一个步骤，属于工作方法的范畴；那末"过关"的意义却严重得多。从战略上说，在1949年以后，首先对跟着**反对过蒋介石的各党派和工商界人士，郑重提出了"过土改关"、"过战争关"直到"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对全体知识分子提出了"过生活关"、"过劳动关"、"过思想关"的问题。然后是在化整为零的各次运动里，还有一个战术性的"过关"问题。拿50年代初期高等学校里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来说，每个人都根据其"问题"大小、影响大小，分别在不同规模的会议上作检查、作交代，由到会的学生、同事以至不相干的职工依照党委领导的意图来"审查"、"评议"，决定通过还是否决：通过了就是"过关"了，没通过的还要再检讨、再交代，以争取"过关"。凡是没有抓起来的都要经过这样的程序，这大约就是后来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吧。当时《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上揭载的知名学者自贬自责的长篇文字，所谓自我批评之类，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把这些集中起来印行，可以叫做《过关文献》。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年轻一代读书人在评定职称或晋升职务等活动中亦有"过关"之感，尽管可能还夹杂着某种屈辱感，但与老一辈"过关"时亲尝的滋味，应不可同日而语了吧。"过关"之说，在**和周恩来的著作里都可找到。周恩来且不止一次地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志向。如果"过关"等于人在终生改造过程中的阶段性考评，那末过关岂不也该过到老，"死而后已"吗？近读一张先生文，说**1958年1月6日夜，在西湖刘庄与周谷城等夜谈，他提出一个怪问题："关羽姓什么？"周谷城答不出，毛笑道："告诉你吧，关公亡命在外时，遭关吏盘查，仓猝间指关为姓，才过了关。"（据一张文，清梁章钜《归田琐记》记有此事。戏曲选本《清音小集》谓关羽原姓冯名贤字寿长。另有民间传说改编的旧戏《斩熊虎》则说姓胡云。）中国历史上关隘甚多，要过关的人，有的鸡鸣狗盗，有的过关斩将，也有的为过关一夜愁白了头。**熟读经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会容什么人混过关去，个别头面人物在守关士卒们严防下不得过关，由毛或毛让周恩来出面"保护过关"固有之，在毛的眼皮底下混过关去是很难的。从上到下，每逢大会场合，声震屋瓦地喊口号："不准某某某蒙混过关！"可见是预为之备，防守极严。然而，是否仍有并未真正俯首认罪而竟得"过关"的？这就要问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朋友们，请他们连同阿Ｑ的姓氏名字一起详查一番了。1998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