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的《报刊文摘》，摘引何满子一篇文章，批评《现代作家笔名索引》未将丁学雷、石一歌、罗思鼎、梁效"这些在现代文坛上或至少在现代报刊上曾经鼎鼎大名的闻人列入"；说"联想起此辈当年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大文来还不免心惊胆战，毛骨悚然。可是下一代人，恐怕就得这类工具书来立此存照，让此事流芳百世了"。《报刊文摘》同时摘引了郑拾风的文章，说"'文革'期间那场包皮括文化战线在内的严酷的生死较量，如果隐掉了对立面，历史就残缺不全，……'文革'需要否定，但绝不是抹去"。文革需要否定，但绝不是抹去：这话说得好。不过这是拾风先生的"杞忧"，历史是抹不去的，尽管有人力图抹去某一段历史，历史必将证明其心劳日拙，时间越久，越暴露这类人的畏葸和寒碜。不但公开为文、公开讲话、公开整人、公开打砸抢会有销不灭的物证，杀不完的人证，就是"内部"或秘密的文件、讲话，黑材料和"小报告"，也是不可能永远掩盖下去的。胡佛30年代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的劣迹，已因档案解密而公之于世。日共前领袖野坂参三在30年代向斯大林诬告，使另一日共领导人死于非命，此事在半个世纪后大白于天下，可耻的野坂终被日共开除党籍。历史就是历史，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难矣哉！顶多给后来治史的人平添一些麻烦而已。那末想要掩盖、粉饰、伪造历史的人就没有麻烦么？历史证明（又是历史证明！）举凡史禁严厉的时期，一旦弛禁，固然必定会有秉笔直书的史家和作手出来，而同时也必定有大批不那么严谨的，甚至随意为之的笔墨出来，为张禁者始料所不及；什么社会制度都不例外。那时候，倒是主要以白纸黑字为务的批判家，比起光做不说的打手们占便宜了。人们看他们力透纸背的刀笔之作，就足够联系历史背景作出评价了，谁还去管他们每个人的"诗外功夫"呢？严格地说，中国的当代史研究虽没有悬为禁区，却还往往不过在"三岔口"打太极拳；而"文革史"则还是一片空白，已有的少量资料性文稿，仅是述而不作的长编。这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正等待着有才有学有识有胆的有心人去开垦和耕耘。所以满子先生不必着急，一切都会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文革史"尤其如此，因为身历亲经的人太多了，尽管身历亲经者中有些人不希望如实记录，但毕竟主张史贵存真的更多。1988年王力发表《病中答客问》时我就写过一篇"喜读……"，主张不但王力，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其他当事人也都不妨写写回忆文章；现在王力的书已在香港出版，聊备一家之言，有什么不好？我想补充何满子先生的意见，像上述的丁学雷等和未提及的例如洪广思等诸班人马，大概除了徐景贤外，今天都享有公民权，又都是文章快手，时隔多年，大可不必讳莫如深，如果不是有什么内情还需要保密的话。不问观点如何，只要从个人亲历的角度提供一份有关的"文史资料"，就是应该欢迎的。曾任贺龙、邓小平专案组组长的退役军官所提供的回忆资料（曾刊于《雨花》，现在《南方周末》连载），我以为当事人在向历史作出了必要交代的同时，也卸下了背在身上的沉重的包皮袱。过去我们爱说，感情不能代替政策。我以为感情也不能代替历史，不论这感情是出于公愤还是出于私心。文革是一场非理性的民族大灾难，今天回顾总结，最需以理性对之。当年参加到各类文革写作班子、大批判组的成员，缘由、动机各有不同，处境、心境各有不同，特别是后来的认识及表现各有不同，绝不是一个当年的集体笔名所能概括的。我虽孤陋寡闻，也知道从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仍然不改当年的文风人品，继续嚣张跋扈的，恐怕是个别中的个别了。这属于当代历史的活化石，正可以时刻警惕我们勿忘文革，也没有什么不好。为了防止文革一而再地发生，为了重新认识文革，要从感性的层次上升到理性的层次，这要求一切有识之士共同致力，我认为应该包皮括当年参与过上述集体的成员们，既是过来人，又是个中人，梦醒之后，回首向来萧瑟处，或比当时的局外人之有如隔靴搔痒，更能切中肯綮。一孔之见，敬献刍荛，不知满子、拾风先生以为然否，不知读者朋友和有关的各位以为然否？1995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