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屋》上余开伟公布的江小奇一信，才知道江小奇女士为傅雷夫妇收藏骨灰的始末。江小奇高中毕业时，正赶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她没能遵照学校党组织的要求，去揭发一位对她很好的女教师，反而说实话讲她的好处，老师既在劫难逃，学生也因而陷入厄运。她当年十九岁，以致到十年后的1967年，她还是一个二十九岁的无业青年。文革开始后，种种暴行愈演愈烈，许多人被害或自杀，使江小奇触目惊心，她基于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和良知，要写一封信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了写这封信，她了解到傅雷自杀的情况，就冒称亲属为之收藏了骨灰。接着，由这封信引火烧身，受到工宣队（全称是工人**思想宣传队）私设公堂的长期审讯，使她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私人书信可据以定罪，私人日记可据以定罪，"交心材料"可据以定罪，这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然，到了文革中间为最。而像江小奇这样，以一纸上书而遭审讯的，不但不是孤例，据此定罪的不少，而且此类事也不自文革始；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现在人们常常提起的，是以当时的来往书信作为当事人的主要罪证，其实发动围剿的突破口，却正是1954年底胡风的三十万言"建议"书。不久以前纪念了彭德怀的百年诞辰。彭大将军还不是因为提意见被黜的吗？不过定谳时不是"提意见罪"，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至于无业女青年江小奇之罪，好像就在提意见这个行为本身了。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对两老军说："国家事用不着尔等操心。"别人都夹着尾巴做人，你却站出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意欲何为？你比领导还高明？不是分明想分庭抗礼，进而篡党夺权吗？据说宋庆龄对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一点不同意见，传下话来，是你如果想要出国，随时准备欢送；幸在周恩来的斡旋下息事宁人了。宋庆龄者，孙夫人也，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领导人也，尚且如此，不知深浅的江小奇还能指望更好的待遇吗？出现这些事象，自然是因为没有法治而行人治，一切取决于决策者的某种政治需要或政治敏感。中国**在对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惯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执政以后，为捍卫执政权保持高度警惕，时时注意搜索敌情，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下，难免把某些不理解的表现，不相同的看法，视同敌意，把建设性的批评看成反对的言行，把建言当做进攻，认定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异动。这样一来，正常的"革命警惕性"，就化为不健康的神经过敏了：非要在公民们的合法行为里侦察出敌对的意图不可。看看中国的历史，才发现这类现象并不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们这里的新创造。所谓"文死谏"的后果庶几近之。古今不同的是，今之建言者许多并非"朝廷"命官，而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员等身份，他们"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他们在写信上书的时候，都是把自己当做"自己人"，绝没有想到会被截留，被批转，被当做向党进攻的罪证，"顺藤摸瓜"，"跟踪追击"，要从而挖出建言者字里行间的或意在言外的反动意图，狼子野心，以至后台，组织，集团，党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就整体说已经结束。然而凡是重病都会有后遗症，有时甚至会久久缠身。不用说侵犯公民通讯自由，报复举报人，将群众来信转交举报对象本人一类明显违法违纪的事层出不穷，单是说害怕群众来信包皮括建设性言论，甚至加以追查打击，不就是旧时期惟我正确、惟我高明、拒绝一切批评建议的心理遗留么？我不知道，江小奇在因上书招灾以后，是不是还给党政领导写过信，看来是没有了，尽管我们已经进入新时期；她大彻大悟，长期沉默，如果不是有些关于收藏傅雷骨灰的记述跟事实出入太大，连这封写给私人说明真相的信都不会有了。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二十年里，最初有大量上访人员，他们的许多冤假错案，不少是经由上访陆续解决的。然而，在首都，在各省会，上访人员似乎从来都并不是受欢迎的人。然而我仍然认为，这些人之坚持上访，正表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失望以至绝望，他们还多少抱着讨得公道的信心。新时期也还会有今天的江小奇们，对当下的许多事情，天真地提出各样的建设性意见吧。总还是不要寒了这些善良的热心人的心才好。〔附白〕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年月里，以提意见定罪，已经令人震悚了。然而还有人因"没意见"而获罪。时当反右，地在四川，以"阳谋"动员人们"大鸣大放"中，有一个性情老实言语木讷的人，屡被启发，都无反应，总是说"没意见，没意见"。主持人忽发奇招，在迭问对这个对那个有没有意见都得到否定回答后，顺势问道"对储安平的发言有没有意见"，那人也仍答曰"没意见"，好，抓住了，没跑了，谁不知储安平攻击"党天下"，这回你也没意见，右派帽子戴定了。此"没意见"之罪也，无沉默的权利，有表态的义务，"没意见"可与提意见同罪。"莫须有"三字后有一千年来多少的血泪，读者们切勿以笑话视之。1998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