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西来初地何锦成家里开过时事讨论会之后，周炳曾经按照周榕所说的地点和时间，去找金端同志碰头，却没碰上。他心里十分着急。……十月间，在南昌起义的红军回到广东，但是在潮汕失败了，没有来到广州，而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那些老爷们却回到了广州，简直把周炳气得要死。十月底，沪、粤班船海员麦荣一回到广州，就到济群生草药铺来看周炳，对他说：“老弟，不用躲了，到外面去跟那些老爷们较量较量吧！”周炳问起情由，麦荣就说：“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想赶走广西军，霸占广东地盘，就扮成国民党左派的样子，欺骗我们，要我们帮助他们。我们说，帮助也可以，但是有条件。条件也很简单，就是：政治犯要放，工会、农会的自由要保证，什么改组委员通通滚蛋，四月十五以前的协议要恢复，省港罢工工友的权利要保持。——他们不干。我们‘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就说，你们不答应，我们自己来动手！如今，所有的工会都公开活动起来了！”周炳一听，十分高兴，就问：“我呢？我该怎么办？”麦荣说：“我已经跟金端同志商量过，他同意你参加我们海员的‘工人自救队’，你意下如何？”周炳巴不得立刻离开这牢笼一般的后院子，出去参加革命的斗争，哪里有第二句话？当下他就和麦荣一道出来，朝河南凤安桥一家“德昌铸造厂”走去。路不远，一会儿就到了。麦荣和德昌铸造厂的大师傅孟才说明情由，因为有别的事，就把周炳交给他，自己先回船上去了。孟才看这周炳，约莫二十岁年纪，身躯雄伟，面貌英俊，见人十分和气，心中暗自喜欢。周炳看这大师傅，约莫四十来岁，身材也很高大，举动沉着有力，手臂长得特别粗壮，那上面布满了青筋，又布满了一片片的花纹，一望就知道是一个海员，心中也暗自欢喜。两个对看了一会儿，孟才就把他引进工厂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细谈。这一谈又谈了一个钟头，谈得十分投机。最后，孟才问他道：
　　“你加入工人自救队以后，就要一生一世，拥护咱们这面铁锤镰刀的红旗，不承认那面青天白日旗。——你做得到么？”
　　周炳坚定地站起来回答道：“自然是这样。我心里面没有别的旗子。”
　　孟才拿了一本最近才出版的《布尔塞维克》杂志的创刊号给他，叫他拿回去好好阅读，——明天上午八点钟，到德昌铸造厂来正式“开工”。从此以后，周炳就从济群生草药铺搬到凤安桥去居住，参加了这个秘密的地下兵工厂的工作。他们这个厂是专门制造手榴弹壳的，连周炳一共是七个人。总的负责人是中队长麦荣，他经常来往上海、广州两地，专管原料的运输和供应。在厂里负责的是大师傅孟才，他是工人自救队的中队附兼小队长。此外还有四个队员。一个叫李恩，三十岁多一点，是香港罢工回来的海员。一个叫冼鉴，二十八、九的年纪，原来是制造迫击炮的兵工工人，现在是这里的技师。一个叫冯斗，比冼鉴年纪稍为大一点，原来是一个汽车司机。一个叫谭槟，年纪在三十五左右，原来是一个手车夫，后来参加了手车工人组织的“剑仔队”，不久以前才调到德昌铸造厂来的。周炳本人也是铁匠出身，虽说不是这一行，到底容易学会。这些人对他也十分爱护，总是耐心教他，百般地鼓励他。加上这些人比他年纪都大，都是他的父兄辈分，知识多，阅历广，革命经验丰富，他跟着他们工作，心情十分痛快。他常常想道：“说什么都是假的！在患难之中，就只有革命的同志好！”除在厂里工作之外，周炳还参加了外面的许多活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他参加了四、五次示威游行。有海员工会和轮船公司和“改组委员会”做斗争的，有五金工人、洋务工人、印刷工人、运输工人和“改组委员会”做斗争的，有铁路工人跟火柴工人对汪精卫做斗争的，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反动的御用工会做斗争的，也有省港罢工工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国民党当局做斗争的。那些由工贼、流氓、侦缉、密探组成的“改组委员会”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保安队经常包皮围、殴打、袭击、逮捕、甚至枪杀工人，工人们也被迫起来和他们对抗。每次游行示威的结果都要发展成为一次流血的武装冲突。……

　　十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周炳天没亮就起来了。脸也不洗，就坐下给陈文婷写信。这封信写得特别长，特别带劲儿。虽然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约了陈文婷三次，陈文婷二次都没有来，但是这一回，他觉着情况不一样。他对于陈文婷三次不来，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他深信陈文婷是真心革命，也真心爱他的，偶然不来，一定有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只是告诉陈文婷，叫她对那种种白色恐怖，不要害怕。他写了些目前革命的势力如何雄厚；大家怎么一心一德，奋不顾身地在干；多少英勇事迹，简直可歌可泣等等。最后，他告诉陈文婷，国民党目前虽然凶恶，但再凶恶不了几天，革命马上就要成功，工人马上就要掌握政权。写完之后，他自己重复了一遍，觉着很满意。——这封信写得很真诚恳切，又包皮含了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认为她看了信之后，一定会惊喜欲狂，一口气赶到约定的地点，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无比兴奋地长谈下去。写完了信，天一亮，他就过江到芳村吉祥果围后面的竹寮里，找着了冼大妈，告诉她如今自己在德昌铸造厂做工，求她给胡杏送这封信去，并且要冼大妈把他的住处告诉胡杏，有什么回信，让胡杏送到芳村来。冼大妈一件一件地答应了之后，又对他说起一个人来道：“你们德昌铸造厂里有个冼鉴，是我的堂侄儿，你认识不认识？”周炳说：“好朋友，怎么不认识？”又说：“你是我的干娘，又是黄群的表舅母，如今加上是冼鉴的婶子，真是三、四重亲。到了革命胜利，我一定多多地买东西给你吃！”冼大妈喜不自胜地走了之后，周炳又在附近的竹寮里找到了那收买破烂的冯敬义，多谢他半年前通风报信的救命之恩，又告诉他世界马上就要转好的得意消息。在冯敬义说来，他倒不着急这世界变坏还是变好，只是看见这年纪轻轻的人浑身都是劲，也就顺着他说：“该变好了。从辛亥那年反正算起，到现在都十六年了！”
　　那天中午，吃过饭之后，李恩对周炳说：“孟师傅说过，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这些反革命家伙，比其他的反革命家伙还要狠，看来是一点也不错！这两个月，他们抓走了、打伤了、杀死了的革命工人，总不下三百人！连咱们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也抓走了！这还不算，前几天又叫保安队把咱们省港罢工工人的宿舍和饭堂全都封闭了。这还忍受得了？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今天省港罢工工人在第一公园前开大会示威，说不定又要演一出‘全武行’！我跟孟师傅就要去的。你去不去？”周炳拍着胸膛说：“问我去不去？你不问老虎吃羊不吃羊！”当下他就和孟才、李恩一道过了江，朝第一公园走去。时间还早，他们又到“莲花井”一个失业的海员程仁家里去坐了一会儿，顺便邀他一道出来开会。约莫下午两点钟，来参加大会的人都到齐了。公园前面，公园里面，公园旁边的吉祥路和连新路，都站满了人。大会开始，主席站在一张条凳上报告了和反动当局交涉的经过，一个接着一个的人站在条凳上演说，以后又分成许多小堆堆讨论，最后又集合在一起，高声呼喊着：

　　“誓死反抗解散省港罢工工人！”
　　“誓死不退出罢工工人宿舍！”
　　周炳和每一个人一样，觉着十分兴奋和激动。自从去年十月省港罢工结束以来，他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像人的日子，更不要说看到这样伟大雄壮的场面了。他在讨论的时候说了许多话。他直着脖子喊口号，才喊了两句，嗓子就哑了。他和每一个认识的人搂抱着，打闹着，互相问候道：“哦，你还活着！”“哦，有惊险么？”——他要尽情抒发地过一天痛快日子。但是大会还没有开完，那些保安队、警察、侦缉、密探、消防队、工贼、流氓、地痞就从离会场很近的维新路公安局出动了。果然不出所料，大会又变成了一场流血的武装冲突。这武装冲突的结果，又有几十个罢工工人被抓走了，有十倍、二十倍的人受了轻重不等的伤。周炳英勇地站在前卫线上，打得很不错，他自己的额角上也受了点擦伤。省港罢工工人自然不能从此罢休。第二天，他们又集合在大东门的几座宿舍和饭堂前面，放起一把火，把那些贴了封条的宿舍和饭堂噼哩啪啦地焚烧起来，表示对反动政府的无限愤怒。有许多人高声叫喊道：
　　“咱们都无家可归了？咱们跟他拚了吧！”
　　“烧吧！烧吧！把整个广州都烧了吧！”
　　“要活就一道活！要死就一道死吧！”
　　正喊着，反动政府的那些恶狗又放出来了。于是这地方跟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又展开了一场混乱的武装斗争。这回罢工工人牺牲了好几个。孟才和李恩都受了伤。周炳除了额角擦伤之外，胳膊又受了撞伤，浮肿起来。虽然他们都受了伤，但是当天晚上，大家又一齐过江到河北来，参加工人们的秘密集会。开完会之后，周炳听说那失业的海员程仁伤重身亡了，心里非常难过，就走到莲花井他家里去看一看。离他家还有半条街，周炳就看见他家门口有十几二十个人，有些站着，有些坐着，孟才和李恩也在其中。一进他家门口，那景象就十分凄惨。才三十岁左右的程仁直挺挺地躺在神厅正中一张木板床上，全身用白布盖着，只露出一个脑袋，那不动的眼睛还瞪得酒杯样大，像在敌人面前，怒目而视的一般。床前点着香烛，程嫂子坐在地上烧纸钱。程大妈全身蜷缩成一团，在离开灵床稍远一点的一张椅子上，呼天喊地，哀痛万分地哭着。一个才刚刚学会走路的男孩子，用手攀着灵床的边沿，四面走动。周炳一看见这种景象，立刻想起他区桃表姐和周金大哥，三股眼泪合成一股，嚎啕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儿，他收了眼泪，倒去劝那程嫂子和程大妈道：
　　“别哭了！仁哥死的英烈，你们也就是大家的亲娘、亲嫂子，生活不用担忧！好好养大孩子，替仁哥报仇要紧！这国民党，他凶得了一个月，再凶不了两个月；凶得了两个月，再凶不了三个月！咱们忍不下去了，咱们立刻要捞起家伙，跟他干！咱们等着瞧吧！”说完就退出门口，和大家伙儿商量料理程仁的后事。

　　在三家巷里，陈文婷自从接到了周炳这封乐观、自信而又没有半句埋怨她的话的密信之后，登时觉着心惊肉跳，彷徨无主。她宁愿看见周炳悲观颓丧，像区桃刚死去的时候那样；她宁愿听见周炳不留情面地痛骂她，像他骂陈文雄、何守仁、李民魁的时候那样。她认为周炳如果悲观颓丧，自己就有把握驾驭他；而周炳如果痛骂她一顿，自己的心就会平静一些。但是她失望了。事情完全不是那个样子。这半年多以来，她天天听到杀共产党的消息。她自己的心里也老在计算，要是当真有那么些共产党，大概也快杀光了。在报上，她又经常看见共产党员悔过自首的启事和声明。她就想，即使没有死光，投降得也差不多了。但是周炳又写了信来！她自己问自己道：“他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为什么既没遭遇不幸，又没悔过自首呢？”问着、问着，她就感觉到有一股恐怖的电流，透过她的全身。宋以廉一天三次来求爱，那不过只是庸俗和厌烦，还碍不了什么大事儿；有兴趣就给他一个笑脸，没兴趣就不理他，他也就满足的了。只有这周炳和她那种不清不楚的关系，却真真正正是一种混乱的，复杂的，莫名其妙的恐怖！——想到这里，她就浑身哆嗦起来，像打了摆子一样。那天晚上，陈家的楼下客厅里举行了一次空气非常严峻的会议。参加的只有四个人，那就是：陈文婷的父亲陈万利，她的母亲陈杨氏，她的哥哥陈文雄，还有陈文婷她自己。陈万利板起脸孔，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晚上，就决定阿婷跟那姓宋的事情。该一是一，该二是二。天下事第一是不能错过机会。终身大事也应该三思而行。”
　　以后就是陈杨氏和陈文雄轮流讲，总是这门亲事如何如何地好，那姓宋的如何跟宋子文保持着一种不平常的关系，将来的前途如何不可限量等等一类劝勉开导的话。会谈整整举行了三个钟头。陈文婷只是听着，一句话没有说。最后，陈文婷突然站立起来，像发了狂似地跑上三楼，拿了去年十月周炳写给她那封绝交信，又噔、噔、噔、噔地跑下楼来，把信摊在陈文雄面前，一边哭，一边高声叫嚷道：
　　“你们看吧！你们决定吧！我没有话可说了！我听从命运的摆布了！”
　　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并且由于陈文雄在这方面的“独创”的天才，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当，婚礼在三天以后就举行了。这事情发展得那样突然，使陈文婷的姐姐陈文婕都吃了一惊。不消说，所有关心周炳的人，像周炳的姐姐周泉，像何家的丫头胡杏，都急得不得了。胡杏跟何守礼商量，怎么的也该给周炳去报个信。何守礼也没法儿，就去告诉自己的母亲“三姐”何杜氏。那何杜氏想了一想，就要她女儿把胡杏叫来问道：“你知道周炳哥哥的住址么？”胡杏说：“我不知道呀！可我知道有一个冼大妈，她住在芳村一个果围后面一间竹寮里。她有法子给炳哥送信。”何杜氏说：“那就有法儿了！你去跟大奶奶说，二少爷要吃河南‘成珠茶楼”的南乳小凤饼，嚷着要你去买，大奶奶断没有不答应之理。那么，你就去报了信，回头胡乱买几个小凤饼塞给那疯子也就完了。”胡杏果然依照三姐的教导，去给冼大妈送了个信。冼大妈当天就把这消息转告了周炳。他听了之后，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懊丧：他一向相信陈文婷在陈家的许多人之中，是一个例外。现在陈家的例外也不是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