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后的一个春雨之夜。周家三兄弟都在神楼底里呆着。周金躺在自己的床上，周榕躺在周炳的床上，周炳坐在写字台子前面，拿铅笔轻轻敲着桌面。忧郁和沉闷笼罩着人间，无声的春雨跟着缓缓的凉风从窗户飘进来，院子外面久不久一滴、一答，一滴、一答地响着，和周炳的铅笔敲打声互相应和。这时候，周榕失业已经半年多了，离婚也半年多了。周金因为前两天听说上海的总工会叫蒋介石查封了，工人纠察队叫国民党军队缴械了，上海的血腥屠杀开始了，就赶回省城来，一直忙着没回石井兵工厂去。周炳虽然恢复了学籍，仍然在高中一年级念书，但是跟学校总是貌合神离，对功课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这天晚上一吃过晚饭，他们就是这样躺的躺，坐的坐，到现在还没有人开过腔说话。抽了数不清的生切烟之后，周金到底开口了：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是因为出了个袁世凯。这回国民革命眼看着要成功了，却又出了个蒋介石。工人阶级的命运好苦呵！”
　　周榕接上说：“是呀！可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两年来，我一直就没闹清楚。为什么我们对国民党那样好，他们对我们总是那样坏！我们吃小份儿，他们吃大份儿。可是我们过的心惊肉跳，他们倒是大不咧咧地满不在乎。现在对工人，对共产党员，对革命的青年男女，又是这个样子！这论交情，论道义，论天理，论良心，都是说不过去的！”
　　周金把床板拍了一下说：“可不就是咱们把那姓蒋的惯坏了！他要雨就雨，要风就风！去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的事情能放他过去，什么事情再不放他过去！你瞧着他还要当总统、皇帝呢！你能奈他什么何？”
　　周榕阴沉地说：“话是这样讲了，可也是形势所逼：那会儿人家是主，我们是客；人家是领头，我们是跟后；人家本钱大，我们本钱小。你又能怎么样？何况那时候姓蒋的还是个左派呢！”
　　“左他娘个B！”大哥粗暴地吼喊起来了。“欺骗！上当！耻辱！人家坐轿子，我们抬轿子。人家是东家，我们是扛活儿。人家叫住就住，人家叫走就走。我们兵没个兵，官没个官，钱没个钱，权没个权。什么把柄都抓在他姓蒋的手里。这是革的什么命！”
　　周榕在床上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叹了口气道：“嗐！多气闷哪。时势如此，也说不得那许多了。总之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了。人家当头做主，你不是在人家手指缝里讨生活又怎么的？现在希望国民党还有一点革命良心就是了！”周炳也拍了一下桌子，发脾气道：“这不可能！他能解散总工会，缴工人纠察队的械，杀了那许多人，还有什么革命良心？这不跟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一个样儿了么？除非咱们工人纠察队能够把上海占领下来，跟他硬干一场！除非咱们干脆和那姓蒋的决裂了，把他的命也给革了下来！咱们组织咱们的工人政府！”周金又抽上一根烟，说：“也许这是个好办法。也许哪一天用得着这个办法。什么国民革命，我看是没有指望的了。”周榕又翻了一个身，又叹了一口气，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吧。这太过于悲观颓丧了。大局还有可为，总是不走这一着好。咱们还有大敌当前，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蒋介石难道看不见？就说国民党，他们还有汪精卫呀，还有那个左派呀。咱们还是忍耐着瞧吧！”
　　正说着，门外忽然响起了砰砰砰的急急的敲门声。大家的精神都振作了，神经也紧张起来了。两个青年男子跳了下地，周炳也唰地一声站了起来。周金对大家说：“不要慌张。
　　没有什么可怕的！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革命男子汉！”然后叫周炳去开门，自己站在窗前，仰望着那黑沉沉的天空，慢慢地吸烟。周炳扭亮了神厅的电灯，打开了大门，跳进来一个漂亮而壮健、大眼窝、大嘴巴的年轻小伙子，原来是杨承辉。他把雨衣一扔，就冲进神楼底，气急败坏地说：
　　“坏了，坏了！出事儿了！反革命分子动手了！快走吧，走吧，走吧！”
　　周家兄弟让他坐下来慢慢讲，他就勉强坐下，把刚才他怎么回学校开会，怎么远远地看见大批宪兵和警察包皮围了学校，怎么向附近小铺子打听，那小铺子老板怎么告诉他是抓共产党，已经抓走了一百多人等等情形，给他们讲了一遍。周榕说：“是了，照上海的方子抓药了。”周金说：“那自然是的。还有什么不是的呢？你刚才还说，不要过于悲观颓丧，话是说得早了一点，如今倒真地用得着了。也值不得大惊小怪，本来事前应该料得到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走了，你们不是党员，你们怎么样？”杨承辉说：“我是学医的，平时又没有怎么出头露面，我用不着走。榕哥是要避一避风头的，他太红了。”周炳说：“如果大哥、二哥走，我也走。”当下决定三个人都走，就吩咐杨承辉去通知区苏，再去通知印刷工人古滔，要他们转知所有的朋友，暂时不要上周家来。杨承辉和他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就走出黑魆魆的官塘街，去找古滔。这古滔本来是香港的罢工工人，后来罢工结束，很多人留在广州做工，他也在普兴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他听了情况之后，又和杨承辉约定，每逢阳历五号、十号的晚上，在海珠公园的东南角上会面。这边三家巷周家的人，也立刻行动起来。杨承辉前脚一走，他们三兄弟跟着就带上一点现款，对周铁和周杨氏只说要上韶关去几天，就连夜溜出来了。

　　他们出了三家巷，一个劲儿向南走，经过官塘街，窦富巷，走进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过仙羊街，这样朝长堤走去。一眨眼之间，他们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他们并没有觉着害怕，也没有觉着哀愁，只觉着有一股无名的愤怒填满了胸膛。天上的雨好像住了，到处是湿漉漉的，很不好走。人家都关上了大门，小铺子都显得冷清清的，每一盏街灯距离那样远，又都是那样昏暗无光，好像整个广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他们出了长堤，朝西拐，一直走到黄沙火车站，又回头朝东走，一直走到大沙头，只是在珠江边上徘徊，浑找不到归宿。他们想遍了亲戚朋友，都没有合于藏身的地方。想到旅馆去开房间，又觉着不妥当。想找间空屋破庙，倒也不难，只是叫人撞见了反为不美。想来想去，还不如租一只小艇子在珠江上过一夜，明天再做打算。主意拿定，他们就雇了一只小艇，讲明六毫钱过夜。三个人上船之后，叫把船从珠江北岸摇到珠江南岸——河南的堑口附近湾泊。他们上岸，找一间叫做“二厘馆”的那种炒粉馆喝过茶，吃过宵夜，才回船上去睡。周金和周炳一倒下就睡熟了。只有周榕一个人睡不着。他靠着船篷的窗口坐着，望着面前的迷蒙雨景出神。那雨夜的珠江，平静地、柔媚地打他的窗前流过，只听见十分细碎的脚步声。在笨重的黑夜的掩盖之下，一点也看不清她的颜容。远处，西濠口的灯光像大火燃烧一般地明亮。他望着那广州，想起那广州城里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陈文娣和他在一只大轮船的甲板上，心贴着心地站着，一道向上海冲去的情景，禁不住感慨万分。忽然一阵腥风夹着雨点从广州那边吹了过来。他嗅着那一股又腥又咸的凉风，仿佛有人血的味道，不觉用手捂住脸孔，唉地长叹了一声。
　　第二天，周炳按照大哥周金的吩咐，到沙面找着了洋务工人黄群。他把大局的情形告诉了她，要她通知洪伟、章虾和其他曾经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让大家特别小心，没事就在沙面住几天，不要回家去。那年轻活泼的女工听到这些话，当堂就哭起来了。后来谈到找房子的问题，黄群自己走不开，她告诉周炳怎样去找她的表舅母冼大妈想办法。这冼大妈住在芳村市头后面的一间竹寮里，是一个四五十岁、无依无靠、无亲无近的寡母婆，每天只靠担了筐子，到酒楼菜馆去收买菜脚、下栏，又把它转卖出去度日。当下她听说是黄群叫来找她借地方住的，一口就答应了。跟到就把竹寮的外间收拾干净，支起一个大铺来，又把一条钥匙交给周炳，自己担上筐子去干营生去了。这三兄弟得了个暂时安身之所，就把房租和米饭钱都交了给冼大妈，又帮她挑水破柴，烧饭做菜，大家一道过日子，好像一家人一样。几天之后，他们看见冼大妈是个忠直慈善的妇人，就把她认做了干妈，并且把省港工人如何罢工、国民革命军如何北伐，国民党、蒋介石如何独裁、分裂，如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等等事情，都对她说了。她听了之后，义愤填膺地说：
　　“你们别看我年老，不通世情，蒋介石这样的坏心肠，我可看不上眼！一个人不讲天理良心，看他当堂就会得到报应。不要紧，你们就安心住在我这里。你们只管对人说我是你们的干娘，包皮管你们没事儿。那姓蒋的也不会长久的，等他倒了台，你们再回家不迟！”
　　从此之后，他们就躲藏在这芳村冼大妈的竹寮里。白天，看看书，看看报，下下棋，喝喝酒。晚上，周金和周榕就出去活动，经常搞到深夜才回来。他们把周炳留在家里，不让他出去，他只好整夜整夜地跟着冼大妈东拉西扯，聊天过日子。冼大妈听得多了，也就慢慢明白。后来，她不单给她这几个干儿子买东西，洗衣服，也逐渐给他们送信，传消息，和他们的朋友都相热了。有一天，冼大妈从区苏那里带回来一个口信，说陈文娣要在五月四日那一天跟何守仁结婚，周炳叫她千万莫把这个消息告诉周榕，又把陈文娣和他二哥的关系，陈文婷和自己的交情一五一十都对冼大妈说了，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点支持和安慰。但是冼大妈吐了一口唾沫说：“呸！我守寡二十多年还没嫁，他男人还活着倒嫁了。这样人家的姑娘有什么好希罕的？你那个表妹，依我说，万万要不得！”这真是把周炳弄得心乱如麻。他本来悄悄写下一封信，准备寄给陈文婷，约她到西堤“大新公司”会一会面，听见冼大妈这么一说，又不寄了。时局一天比一天坏。那些传说广州就要暴动的消息看来总不能证实。说海、陆丰农民已经暴动起来，已经夺取了县城，并且已经成立了人民政府，又不知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吧，海、陆丰离广州多远哪，”他想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广州呢？”可是那些讨厌的消息却一天比一天多。不是说某某人被枪毙了，就说是某某人失踪了，某某人逃走了。周炳看得出来，他大哥跟二哥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一天比一天沉重，后来简直整天整夜地躺着，既不看书、下棋，也不出去活动，最后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了。他问他们，他们什么也不说；他要出去看看，他们又不允许。这一下，把周炳急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他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得开交。最后，他把写给陈文婷的那封信拿给大哥、二哥看。周榕看了，只是平静地说：“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她不会跟你见面的。”周金却暴躁如雷地跳起来骂道：“给她写信？约她见面？你想想看，她家有的是买办、奸细、卖国贼、忘恩负义之徒，哪里有过一个好人！”周炳觉着无话可说，把信又收了起来。

　　到了五月四日那天早上，时局更加紧张，情况更加危险，周金、周榕都出去了，剩下周炳一个人在家，再也沉不住气。他先拿出区桃的小照片看了那么一个钟头，然后珍重地把那小照片放进表袋里，觉着浑身都不自在。他走到竹寮大门旁边，大门从里边闩着。他从门缝里朝外边窥探，看见外面那一片菜地上，如今正种着黄瓜，瓜蔓缠在竹架上，正拚命地往上攀。上面是热烈的太阳，是广阔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春风，——那春风，掠过瓜棚，把一股清香，微带苦味儿的清香从门缝里吹进来，闻得人心清肺润，十分舒服。他不由得自言自语道：
　　“光明的前途，幸福的预感，紧张的生活，——毁了！东园，南关，西门，三家巷，许多的好朋友，最心爱、最心爱的舞台，——没了！我自己把自己拴在这竹寮里，唉，孤独呵！苦闷呵！寂寞无聊呵！我如果像那一片云，那一只相思鸟，那一只小蝴蝶，出去飞一下，多好！”但是他又立刻回答自己道：“不行，不行，哥哥们不叫出去！”于是他只好拿起周金的生切烟包皮来，卷了一根很粗的烟来抽。他不会抽烟，呛得很厉害，可是他等呛完了，又使劲再抽。
　　过了一会儿，他的全身筋肉都跳动不停，他实在熬不住了，于是又自言自语道：“这十几二十天没有得到我的消息，不知道她会多么难过！究竟把我当做活着呢，还是死了呢？留着呢，还是跑了呢？不知道她多少晚上失眠，流了多少眼泪，咬碎了几个绣花枕头！我能够这么忍心，连字条儿都不捎个给她么？陈家没有一个好人，何家也没有一个好人，但是陈文婷、何守礼、胡杏这些，究竟是一些例外！陈文雄的心肠是毒辣的，陈文娣的心肠也是毒辣的，——她今天晚上就另有新欢了，出卖自己的灵魂了。陈文婷可不一样呀！她在家庭里面也是孤独的，苦闷的，寂寞无聊的。一定是这样！我怎么能够残忍到这般田地，把她甩开不管，让她孤立无援，痛苦难堪，抱怨天下男子无情无义呢！”这样子，他偷偷在信封上贴了邮票，打开竹寮的大门，走上街去，把那封写好了、压下来的信给陈文婷寄去了。
　　五月四日那天晚上，何家为了何守仁和陈文娣举行婚礼，在有名的西园酒家大排筵席。到的客人之中，有何应元的朋友和同僚，有何守仁的同学和同事，有陈万利和陈文雄的同业，也有陈文娣的同行，再加上何、陈两俯的亲戚世交，简直是古语所谓冠盖云集，洋洋大观，比陈文雄跟周泉结婚时候，那气派和排场，又胜一筹。这些贺客，有坐汽车来的，有坐轿子来的，有坐包皮车来的；有穿长衫马褂的，有穿西装革履的，有穿中山装、学生装的；堂客有穿旗袍的，有穿长裙的，有穿西服的，有穿大襟衫、长裤的，也有穿学生衫裙的；有说广东话的，有说外江话的，有说英国话的，还有说法国话的。简直把个“西园”酒家装扮得五光十色，燕啭莺啼。客人都安好座位之后，宴会就开始，一时燕窝、鱼翅、鸭掌、凤肝大盘大碗地捧上来，猜枚饮酒，笑语娇嗔，十分快活。在一个单独的小厅里，新婚夫妇何守仁和陈文娣，陪着陈文雄、李民魁、李民天、杨承辉、陈文英、周泉、陈文婕、陈文婷做一桌。这陈文英大姐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她是刚从她丈夫张子豪的驻地上海归宁回来，昨天才到家的。张子豪最近升了团长，她也就成了团长夫人。她做了祈祷之后，才开始吃菜，一面吃，一面给大家讲上海的风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儿，都羡慕那十里洋场，豪华富丽。陈文雄温文尔雅地问他大姐道：“上海的清党办得好不好？把共产党捏得干净不干净？”陈文英说：“谁爱管你们这些魔鬼的事情？我倒是听过你姐夫说，上海的清党是清得最干净的，比用泻盐清的还要清，说是连一个都没有留下了！”
　　“连一个都没有留下？”陈文雄很有礼貌地挺起腰杆问，又自己回答：“子豪未免太自豪了！我承认上海人是欺软怕硬的，共党分子尤其如此。大姐夫有兵权在手，事情自然好办。可是，难道说租界也能进去么？”陈文英含糊不清地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陈文雄又指着杨承辉说笑话道：“大姐，还有好笑的呢。不久之前，咱们这位表少爷还大叫共产党万岁，哪里知道连一岁都没有，就完了。”大姐跟李民魁哈哈笑了两声，其余的都没笑，杨承辉风度翩翩地微笑道：

　　“大表哥，请允许我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你未免太乐观了。共产党怎么就算完了呢？”
　　李民魁插嘴道：“就算你还数得出一两个，什么大不了的气候是没有的了。这叫做天下事大定矣！”
　　李民天提醒大家道：“不管怎么说，兄弟阋墙，只能说是民族的灾难。咱们有什么感到特别快活的理由呢？”于是陈文雄、李民魁和李民天、杨承辉这两位大学生，四张嘴对吵起来。新娘和新郎今天保持着超然物外的幸福的态度。周泉和陈文婷想起周榕和周炳，觉着很痛苦，老耷拉着脑袋。陈文英和陈文婕总想找机会加入一方，可是那机会总没碰着。一会儿，新郎和新娘站起来道歉，要到外面去敬酒，争论才暂时中断了。陈文婕就趁着这个机会，向陈文英提出一个疑问道：“大姐，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是提倡慈爱和平，反对凶残杀戮的，对么？”陈文英望了她一眼，慈和地笑着说：“三妹，你又是一位大学生。不错，我们是崇尚仁慈的。但是对于魔鬼，有什么仁慈可说呢？”陈文婷抗声道：“无论如何，我不能赞成把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看成魔鬼！这是不公平的。”周泉咬着嘴唇，扭歪着那苍白的瘦削的脸孔，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二更过了，酒正喝到热闹处。何家的小小姐，年方十岁的何守礼瞌睡了，由那十三岁的丫头胡杏伴送着，步行回家。一出西园门口，何守礼倒不瞌睡了。她问胡杏道：“刚才那肥猪一样的人是谁？他光望着我爸爸笑，又一个劲儿地打恭作揖，那嘴巴咧开，像吃了屎的一样！”胡杏说：“你连他都不认得？他是你爹的管账，叫何不周。在乡下，他的威风可大呢！说起来，他还是你爹的叔叔，是你的叔公。在我们家里，大家管他叫二叔公，都说光他那一身膘，就足够二百斤重！”何守礼说：“算了。谁愿意倒霉，要这么个二叔公！”过了一会儿，她俩走进窦富巷口，她又问胡杏道：“杏姐，告诉我，今天陈家二组和我大哥吃喜酒，你不觉得奇怪么？”胡杏说：“我不觉得奇怪。”何守礼说：“别哄我。她不是早就嫁给周家二哥的么？怎么忽然间又嫁给我大哥？”胡杏承认道：“要按这么说，那倒是有点奇怪了！不过这样的事情，咱们是弄不清的。你知道那些大人心里面尽想什么？”何守礼说：“为什么周家今天光来了个姐姐，几个哥哥都不来呢？他们是不是跟我大哥怄气啦？”胡杏说：“不，不是怄气。周炳他三兄弟早就逃走了。”何守礼说：“为什么要逃走？他们是坏人么？”胡杏不想往下说了，就只推说不知道。何守礼哪里肯依，就苦苦纠缠着要她讲。她们回到家，洗了澡，何守礼的妈妈、那三姐何杜氏还没回家，胡杏就伺候她回到那第三进的北房，要她先睡。她怎么说也不答应，一定要胡杏给她分辨那周家三兄弟是好人、是坏人。胡杏叫她逼得没法，只得说了实话道：“依我看，他们都是好人！”何守礼又追问道：“好人为什么要逃走？”胡杏说：“那我可当真不晓得了。敢情是有坏人要害他们咯！你快睡吧……再不睡，我又要捱揍了！”何守礼不得要领，只好带着那个疑团睡下了。
　　何守礼睡着之后，胡杏又悄悄地跑到周妈那边去，替她擦桌、椅、板凳、茶几、杌子。自从周家三兄弟离家出走之后，胡杏一抽得出空，就上周妈家里去，陪她做针黹，陪她谈闲天，有时也替她打水，破柴，扫地，倒痰罐；有时还替她洗衣服，擦桌、椅。周杨氏也很喜欢她，疼爱她，总爱买点香、脆好吃的东西，像咸脆花生、蚝油蚕豆、鸡蛋卷子、南乳崩砂之类，放在茶食柜子时，见了她，就塞给她吃——一面看着她吃，一面自己淌眼泪。慢慢地她俩就像两母女一样，相依为命，一天不见，心里就犯嘀咕。那天晚上，擦桌、椅擦到神楼底，胡杏看见区桃那张画像，还随便放在书桌上，没收藏好。她知道这是周炳心爱的东西，就有心替他收藏起来。她跟周妈商量了好半天，没个合适处。后来她看见神厅里、墙壁上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嵌着一张全家福的照片，觉得合适，就把那镜框除了下来，撬开底板，把区桃的画像打横垫在照片后面，放了进去。周杨氏坐在一旁，看着她装上底板，钉上钉子，重新挂在墙上，还是那幅全家福照片，谁也猜不出有一张画像在底下。——这几下手脚做得那么轻巧，那么敏捷，那么细心，那么妥帖，不由得周妈不想起当年的美人儿区桃来。胡杏收好画像，擦完桌、椅，又从井里打起一桶凉水，提到巷子当中去，浇在那棵白兰树的树根上面，一面浇、一面说：
　　“要浇才行，要浇才行。别把它旱坏了。——他要骂人！”
　　周杨氏看着，一面频频点头，一面想：“这孩子的心有头发丝那么细！她多有肠肚！她对阿炳多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