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本小说，我就去单位开会了。我所在部门每周一要开一次例会，哪怕是轮休也要参加，而今天我偏偏是轮休的，所以，为了开这半小时的会，我匆匆忙忙把《日瓦格医生》最后一章看完便马不停蹄地去了单位。轮休还要开会，跟周末逼着我们回去开会差不多一个性*质，但是我也没办法，何祚庥早就说了：“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领导说，今天开会有两个议题，一是总结上周工作，二是民主评议，主要评议的就是领导。
　　进行完第一个议题之后，我们开始等待评议领导了，然后领导说：“副科以上留下来，其他人散会。”
　　我属于副科以下的其他人，于是便“被散会”了。
　　这种民主评议，可能很多外国人不会懂得是怎么回事，但是中国人——尤其是zheng府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中国人，对此肯定不会陌生。对这种民主评议的效果，大家心里也都有一杆秤。可是前几年，这杆秤倾斜了，不对头了，竟然有一位领导的民主评议得分很低，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大伙都不会把这事当真，可是那年偏偏很多人一起当真了。
　　出了这种事情之后，以后再对领导民主评议的时候，就只能“副科以上参加了”。

　　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有名的蝴蝶效应，说起这个，是因为我想说，“副科以上参加”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最早可到1848年。如今，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的神奇的事，其实莫不可以追溯到此，比如开胸验肺，比如断指鸣冤。
　　1848年，一个幽灵诞生了，“飘荡在欧洲的上空”，这之后世界各地的革命浪潮一浪接一浪，于是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于是世界上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因为有了十月革命，于是有了这本不朽的名著《日瓦格医生》。
　　——瞧，我这个小人物的经历，就这样跟一本世界名著有了共同的渊源。
　　作者鲍·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因此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没有去领奖，因为他的祖国告诉他，如果他胆敢去领奖，就会将他驱逐出境。这本书不是在苏联出版的，最初是在意大利出的，出版之后，受到西方舆论的一致好评，当然这种好评可能也有一部分意识形态斗争的因素在内。
　　在这本书里，时间跨度很大，从二月革命写到十月革命，又写到新经济政策，最后又写到了二战。作者通过几个小人物的成长经历，反思了十月革命的得失，其实所谓得失，更多的是“失”，他最初投稿给苏联的出版社，结果非但没有出版，还被编辑骂了一通：“你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中表明作者的一系列反动观点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

　　的确，这就是本书的中心思想。
　　在小说中，作者时不时通过人物之口来挖苦、讽刺、咒骂、反思十月革命的成败得失；同时，又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际遇，来反映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历史狂潮、暴政肆虐时的无力感和挫败感；通过日瓦格医生的眼睛，让他游历俄国，看尽了人间的悲欢，最后终于成熟起来，也最终被整个社会边缘化了。
　　小说中的情景，什么最可悲？
　　农民背井离乡，可悲；家园被白军毁灭，同时也被红军毁灭，可悲；知识分子漂泊他乡没吃没穿，可悲；一个个热血青年的梦想幻灭了，可悲……
　　但是最可悲的不是这些。
　　最可悲的是，日瓦格医生已经没有了朋友。
　　在小说将近结尾的时候，他幼年时的好友戈尔东、杜多罗夫十分真诚地批评了他，说他不合时宜，没有理解革命的意义。日瓦格最好的朋友被洗脑了，而且洗得非常非常彻底，干干净净，日瓦格，成了一个彻底的孤独者。遥想当年，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也正是这个样子的吗？日瓦格最后郁郁而终了，就像老舍最终投湖自尽。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毕竟已经进步了，如果不进步，我们也不会看到这本书，如果不进步，我也不会写下这段文字。
　　而也正因为进步，环绕我们身边的，便只剩下虚伪。当年提起共产主义，人们是满怀真正孜孜不倦地追求的。如今呢？成了一种单调的修辞。
　　从写作手法上，作者写了几个互有关联的人物的故事，讲述他们在革命的洪潮中不同的人生际遇，就像莫言的《丰－乳－肥臀》，写出了一家几口人的浮沉，所不同的是，到敏感处，莫言便语焉不详，而鲍·帕斯捷尔纳克则一如既往地前进，毫不避讳毫不隐瞒，就像一头压抑的狮子，尽管身处铁笼，也要不甘心地吼上一嗓子。
　　不过从故事性*而言，这本《日瓦格医生》要弱很多，文中的思辨的成分特别多，通篇都是大段的议论。从文学性*上，算不得上乘，但是其洞见、其胆识，却足以超越很多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