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那末下山又是为什么到银行去开出租保险库的呢？他去办了些什么事？他坐若车子在两家百货商店外面兜了圈子，半路上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跑到自己在银行里租的秘密保险库去，这只能认为他是想存进或是取出些什么。几迭百圆钞票上盖着某银行五月十五日的章，共有三万圆。很难设想下山那天早误会从衣袋里取出三万圆钞票放入保险库里，大概是保险库的保险抽屉里原来有的钱在三万圆以上，他是去取钱的。也就是说，三万圆是取完之后剩下的钱，取走的款数不知道是多少，估计也许和剩下的数目差不多。
　　那末下山为什么要去取钱呢？假定他从银行的出租保险库的保险抽屉里取出了两万圆或是三万圆，他是不是有必要把这笔钱交给什么人呢？
　　交给谁呢？
　　首先会让人想到女人。但是事后警察向森田信子做了调查，证实她到平塚去了，没有在家。森田信子固然是下山的情妇，那天这笔钱却不是为了交给她的。
　　此外，下山似乎还有个相好的女人。经调查，也得知当天下山没有和那个女人见面。
　　那末究竟是谁呢？
　　这里就可以附带说明我前面所提的、下山暗地里有自己的情报网一事了。也就是说，可以设想五日早晨下山有必要会见给他提供情报的某人。关于国铁工会的内部情况，那人能够提供极有价值的情报。据我的推测，那个人并不是个二三流的“包皮打听”，只因为与工会有些来往，道听途说地弄到一些情报就拿来兜销，而是个连国铁工会中央斗争委员会的微妙政治动向都能接触到的人物。
　　五日上午十点钟，下山就要参加解雇问题最后的重要会议。为了汇报会议情况，他还得在十一点钟到美军总司令部去。下山必须在那以前从经常向他提供高级情报的那个人手里拿到重要的报告。
　　为了这事，他需要钱。当然，他一定是平日就付津贴给那个人的，也许这时想起津贴已经到期了。总之，下山有必要付给那个人一笔款子。会面的地点大概就在三越百货商店内，离地下铁道不远。这条地下铁道可以从三越百货商店这边下去，然而从白木屋那边下去也是通的。所以下山才对大西司机说：“三越也成，白木屋也成。”意思是哪边都成。如果搭地道车，紧挨着三越的那站就是白木屋车站。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有所戒备，不让司机知道自己真正的意图。
　　那末下山究竟为什么要吩咐司机“绕到神田车站去”呢？
　　我认为下山大概是非和那个人单独见面不可。不管是从三越进去还是从白木屋进去，反正他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自己和那个人的会见。恐怕是因为两家商店都还没开门，他才想绕到神田车站，从该车站搭乘地道车到三越前边去。过了这么大工夫，三越也该开门了吧。再说，他的行动还得瞒着大西司机。为了前往约会地点，他可以从神田车站前搭乘地道车，在下一站——三越前面下车；也可以再坐一站，在日本桥白木屋前面下车。也就是说，下山和那个人大概是约好在连结着三越、白木屋、神田这三条地下隧道的某处会面。
　　然而下山来到神田车站，为什么又没有下车呢？
　　下山这时大概忽然想起一件事：必须交一笔钱给眼看就要跟他会面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来到神田车站前时，他才猛地想起要给那人一笔款，作为活动资金或是津贴。
　　由于想起这一点，下山就吩咐大西司机从神田车站前面开到三越去。那时，他已经决定要在半路上绕到千代田银行去，从保险库里取钱。
　　预先约好会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绕到银行去从保险库里取钱也要耽搁一些工夫。我认为因此下山才叫太西司机开足了马力，好像生气似地说：“快点开。”

　　下山在千代田银行前面让车停下来，独自进去了。机密保险库的机构特殊，非本人的钥匙是开不开的，里面一个外人也没有。下山打开保险库的保险抽屉，拿出几迭钞票：放入衣袋。不用说，他并不打算自杀，里面有春画也好，有什么也好，他都不在乎。假若他果真有意去死，也许他会往里面放一份遗嘱之类的东西。当然，保险抽屉里并没有这类东西。
　　过了二十分钟，下山从银行里出来了。大西司机的汽车就等在外面。他坐了上去。下山叫大西“快点开”，大西就开足了马力，来到三越正门前。下山下了车。百货商店已经开始营业。大西司机大概以为下山进三越去买东西，过一阵就会出来；但他也知道下山的老毛病，所以等得久一些也是有精神准备的。（下山的友人、运输省次官伊能也在证词中说：“下山有个叫车子一等等上半天的习惯。”）因此，据大西司机的供述，从那时起直到下午五点钟，他把车停在三越前面，差不多等了八个小时。
　　以上是我大致的推断。不这么推断就不可能理解下山在三越、白木屋前面打转转，绕到神田车站，接着到银行，赶快又折回三越的行动之谜。
　　但是下山果然在地下铁道见着XX本人了吗？我对这一点抱有疑问。我认为等待着下山的已经不是原来约会的那个人，而代之以具有某种阴谋的另外一个人了。
　　在《“下山事件”白皮书》里，三越的店员新井君子、高田喜美子以及长岛静子等人在证词中都说，她们看到一位像是下山总裁的人，时间都是在上午九点半到十点过一会儿。从这段时间来说，我认为那确实是下山本人。尤其是高田喜美子的供述中有这么几句值得我们注意的话：“有两三个男人跟在一个人后面同时走下台阶，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被跟的是个经理派头的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足有十七八贯。前额宽阔，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眼镜，举止文雅。”
　　那以后，开飮食店的西村丰三郞说当天在电车里所看见的下山，以及五反野车站站员萩原的供述中所提到的下山，就都不是下山定则本人了。末广旅馆的长岛辐子所看到的旅客也不是下山本人。后来在傍晚六点钟以后在五反野车站附近十几个目击者所看见的也都不是下山。
　　加贺山之雄推断说“我认为这些人看到的是下山的替身”，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加贺山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要做一些推断，就只当自己是在写推理小说。”就推理小说而言，那应该说是颇带有纪录意味的。
　　下山本人在三越遇上了原来约会的那个人的替身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徘徊在五反野一带的下山的那个替身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先来谈谈那个替身。
　　从那人在长岛福子的旅馆里休息时的举止也可以判明他是冒充的。他在这里休息了约莫两个半钟头。下山是个烟不离嘴的人，那个人却连一根也没有吸。从一个烟蒂也没留下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一般说来，凡是吸烟的人越是思虑重重，就越比平时吸得多。他待上两个半钟头，为什么连一根也没吸？简直不可思议！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到下山遇难的现场去采访时，看见不知是谁在下山的遭难纪念碑前供了一盒装得满满的“和平”牌香烟。那盒烟被雨淋得湿漉漉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供香烟的人大概知道下山爱吸烟吧。
　　在旅馆休息的那个人恐怕是有一定的理由才没吸烟的。
　　不用说，他是为了怕在烟蒂上留下唾液。如果从唾液里检验出他的血型与下山的AMQ型不一样，那可就糟了。
　　在后来发生的“女服务员谋杀案”（据《两个推理》（松本清张的杂文集《黑色的笔记本》中的一篇）一九五九年，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女服务员武川知子被人杀害。嫌疑犯比利时籍天主敎神父贝尔梅修已回国，此案至今悬而未决。某敎会的神父即指贝尔梅修。——译者注）中，某敎会的神父曾被传到警视厅去作主要旁证。他怕留下唾液，不肯用茶杯喝水。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女老板长岛福子曾要求那人“在店簿上登记”，他却支吾说“算了吧”，当心不把笔迹留下。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小心，连一个指纹也没留下。枕头上沾着两根头发，据推测很像下山的，但弄不清究竟是不是他本人的。傍晚六点到七点之间，许多人看见下山在轨道旁边走来走去，差不多每一个目击者都把他的服装描述得很准确。以前也经常有人说过，人的眼睛是不可靠的，还提出过关于实验结果的报告。令人惊异的是，事件发生之后经过相当时日，他们还能说出这样一些细致的观察：他的衣服是深灰色的，领带是深蓝地上嵌金丝的。
　　我并不认为侦查当局对目击者们做了诱导讯问，然而报上连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下山事件”。似乎可以说，迗些目击者不知不觉之间把从新闻报道上获得的印象铭刻在自己的意识中了。把这情形与侦查二科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对几个目击者进行调查时目击者并没有说出这些细节的事相对照，便觉得耐人寻味。
　　把下山带到某处去的那个角色和下山那个替身当然不是一个人。从这一点似乎可以判断，这一庞大计划是由几个小组分头进行的。
　　不用说，冒充下山的那个替身一定是日本人，而不是个二世（在美国出生、取得美国国籍的日本移民。——译者注）。他是从哪儿来的呢？自然不是凭他本人的意志来的，而是接受什么人的命令才乔装起来展开活动的。如今，大概永远也追查不出他是什么人了。
　　这里，我想再引用一下大野达三的文章，以供读者参考
　　“美国的间谍机关会付报酬给这些日本间谍。对那些山卖机密的官吏，则按照各自的职位加以提拔。不管他们本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亲美分子就这样被组织到政界和官方中去。情报部不仅把警察和检察厅全部彻底掌握住，尤其还像这样把精干的间谍分子抓在自己手里。对高级间谍个别地掌握，下级间谍则组成班，并让他们从事训练间谍的工作。组成班时，通常派一世中尉或少尉担任指挥官。由旧军人、旧特高（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日本战前的一种专门镇压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警察。——译者注）、旧右翼分子组成的机关，地位就更要高些。所采取的方式，一般是先指定一个负责人，由他来召集旧部下。另外还把该机关冠上负责人的名字，供给一切必要的经费。这些间谍及其机关承揽一些任务，以协助美国间谍机关的活动。如今这些机关的组织形式和供给资金的方式虽然改变了，大部分机关却照样继续进行其特务活动。”
　　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了好几个日本人的名字，但这些人今天都还健在，本文不便引用。根据以上记述，我只想说明这些机关的头子都是地位相当高的旧军人，而且还包皮括右翼分子和共产党的变节分子。
　　大致可以推测得出冒充下山的替身是从其中哪个机关派遣来的，但是不能确凿指明。总之，这个替身受到某方面的指示，在下山刚从三越消失后，就立即伪装成下山了。这个替身所接受的命令，大概仅仅涉及他本人应执行的任务，他并不知道下山的实际命运如何。
　　傍晚时分在五反野附近见到下山的人们的上述证词中，关于下山所穿的西服的颜色、领带的花样等几乎全都说对了。我认为西服及领带确是下山的，因为据估计，下山的衣服全被剥光了，尸体上只剩下一件内衣。

　　前面已经说过，验尸时内衣上粘糊糊地沾着一层黑油。在一般情形下沾油——比方说，从机车上洒下来的油沾在被轧的尸体上——应当是从上衣逐渐渗透到内衣上去。按道理，上衣的污迹应该更深，越是靠里面的衣服，污迹就应越浅。下山的情形则正相反：上衣并没有污迹，越是里面的衣服污迹越深。
　　下山的尸体上的确只穿着内衣，处于裸体状态。
　　凶手之所以让下山赤身露体，可以设想得到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杀害方法上的需要而剥下他的衣服，另一个是必须把上衣和领带从下山身上剥下来给替身用。有些目击者还针对五日下午六点四十分这个时间提出了证词，而那时下山应该早已远远到了别的地方。但是目击者们看见的那个在五反野轨道附近徘徊的人身上所穿的西服和系的领带，却是下山本人的。这一点从《白皮书》上的这段话也可以明白。
　　山崎竹子（四十三岁）的供述：
　　“我在七月五日沿着常磐线下行线朝陆桥走去，发觉东武线铁道路基的铁柱那边的玉蜀黍地里有个绅士。我感到纳闷：天都快黑了，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地里干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大概觉得有点心虚，就蹲下去，低着头播弄起草叶子来。我还看着，他没办法，就走起来，横过轨道从陆桥下面走去。我跟在他后面走，离开两丈来远。那人若有所思地走下缓坡，蹓蹓跶跶地朝火警了望塔那边走去了。”
　　仿佛是为了证实山崎的证词正确无讹，鉴别科还这样写道：
　　“据鉴定，在现场所发现的下山总裁的衣服内袋里的乌麦壳和从现场附近采来的乌麦壳是同一个品种。”（《白皮书》）
　　目击者的话和鉴别的结果的确恰好吻合。毫无疑问，那个替身正是穿了下山这件西服在那里播弄草叶子，并且把乌麦壳放在口袋里的。
　　那末，鞋呢？
　　关于鞋，就连这位智谋犯也不免留下了个漏洞。前面已经说过，下山的鞋是咖啡色胶底皮鞋。按照习惯，跟下山住在一起的人每天早晨都替他涂赭红色鞋油。下山从来不在街头让擦鞋匠给他擦鞋。但是找到的鞋上却涂着茶色鞋油。赭红色和茶色是容易混淆的。大概是鞋太脏了，另外一个不知道下山的习惯的人大意了，以为原来用的是茶色的，就给涂上茶色鞋油了。
　　大概是因为鞋太脏了，才涂上茶色鞋油。这件事也给我们一点启发。下山的鞋上多半沾着不少尘土或垃圾，而且恐怕还是一种特殊的尘土或垃圾，从这上面可以推断出现场——也就是下山被杀害的地方。凶手一定是留心到这一点才把鞋刷干净，涂上茶色鞋油的。在遗物当中，偏偏对鞋下了不少工夫。然而凶手还是不够细心，竟涂上了茶色鞋油，露出破绽。
　　如前面所说的，鞋底上沾着叶绿素。警视厅的鉴别科说：“不知道鞋底上沾的泥跟辗轧现场附近的泥是不是相同的。鞋底的叶绿素是植物性的。”侦查一科由此推断“鞋底上沾的叶绿素是现场的草汁”。
　　但是东京大学药物学敎授秋谷博士说：“经检查，鞋底上的绿汁显然是染料，并且与衣服里抖出来的是同一种染料。”不用说，草汁是自然的有机物，染料则是经过化学加工的无机物。
　　如果这是与检查衬衫、西服时抖出来的色粉性质相同的东西，那末就可以设想下山曾被监禁在放着这样的染料或色粉的地方或环境里。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犯人粗心大意地在下山的鞋上涂抹茶色鞋油之前，鞋上所沾的尘土或垃圾究竟是什么，下山被监禁的地方大概就更容易推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