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头鹰从窗户旁飞过。它在玻璃里飞着，像一扇窗扇那么长。它在飞行中颤动。灯光歪歪斜斜地落下，猫头鹰变成了两只。
　　女人在桌前弯着腰来来回回。木匠把手伸向她的两腿间。女人看见挂着的针。她用手去抓。线摇晃着。女人让她的手在自己身上滑下去。她闭上眼睛。张开嘴。木匠拖着她的手腕到床边。他把裤子扔到椅子上。内裤好像白色的布头伸进裤腿里。女人伸直大腿，然后弯起膝盖。她的肚子好像一团生面。她的两条腿竖着，好像床单上白色的窗户框。
　　床上方挂着一幅黑框画。木匠的母亲系着头巾靠在她丈夫的帽檐边。玻璃上有块污渍。污点就在她的下巴那儿。她从画里微笑着。她濒死地微笑着。一年都不到，她就笑着进了墙挨着墙的房间。
　　水井边轮子在转动。因为月亮很大，要喝水。因为风挂在轮辐里。袋子湿了。它就像一个睡觉的人般挂在后轮上。“袋子好像一个死人，”温迪施想，“吊在我后面。”
　　温迪施感觉到大腿旁挺直、僵硬的那个玩意儿。
　　“木匠的母亲，”温迪施想，“已经凉了。”白色大丽花
　　木匠的母亲在八月的暑热中曾用水桶将一个大甜瓜吊入水井里。水桶四周掀起水波。水围着绿色的瓜皮咕嘟咕嘟作响。水冰凉着甜瓜。

　　木匠的母亲拿着一把大刀走进园子。园子的路是一条沟槽。生菜疯长。叶子被梗茎里长出来的白色乳液粘住。木匠的母亲拿着刀走过沟槽。园子尽头、篱笆开始的地方，开着一朵白色的大丽花。大丽花一直长到她肩膀。木匠的母亲嗅着大丽花。她嗅了很长时间白色的叶子。她吸进大丽花的气息。她搓了搓额头，朝院子望去。
　　木匠的母亲用大刀割下了白色的大丽花。
　　“甜瓜只是个借口，”木匠在葬礼后说道，“大丽花是她的厄运。”木匠的女邻居说：“大丽花是一张脸。”
　　“今年夏天天气太干了，”木匠的母亲说，“大丽花的叶片全都是白色，卷曲着。花儿开得很大，还从未有大丽花开过这么大。这个夏天没有风，花儿没有掉落。大丽花早该结束生命，但它却不能凋零。”
　　“这无法忍受，”木匠说，“没人能忍受。”
　　没人知道，木匠的母亲拿割下的大丽花做什么。她没把花带回房子里。她没把花放到屋子里。大丽花也不在园子里。
　　“她从园子里走了出去。她手上拿着那把大刀。”木匠说。“她的眼睛里有些大丽花的影子。眼白干干的。”

　　“有可能，”木匠说，“她等着甜瓜时，把大丽花掰碎了。她把花放在手上掰碎的。没有花叶散落在地上。园子好像一间屋子似的。”
　　“我认为，”木匠说，“她用那把大刀在地里挖出了一个洞。她把大丽花埋了起来。”
　　那天黄昏时分，木匠的母亲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她把瓜抱到厨房桌上。她用刀尖扎进绿色的瓜皮。她转着圈活动拿着大刀的手臂，将瓜从中间剖开。甜瓜裂开了。垂死的呼噜闷声。甜瓜在水井里，在厨房的桌子上都还是有生命的，直到被剖成两半。
　　木匠的母亲已经把眼睛张开了。因为她的眼睛和大丽花一样干燥，不能张大了。果汁从刀锋上滴下来。她的眼睛眯眯地仇视着红色的瓜肉。黑色的瓜子好像梳子的齿重迭生长在一起。
　　木匠的母亲并没有把瓜切成片。她把剖开的两半放在自己面前。她用刀尖把红色的瓜肉挖出来。“她有一双最贪婪的眼睛，我从未见过比它们更贪婪的了。”木匠说。
　　红色的水滴到了桌子上。从嘴角滴下来。从胳膊肘旁滴下来。甜瓜红色的水沾在了地板上。
　　“我母亲从未这么白这么冷，”木匠说，“她吃完说道：别这么看我，别看我的嘴。”她把瓜子吐到桌上。

　　“我移开了目光。我没有从厨房走出去。我怕看到甜瓜，”木匠说，“我从窗户向外望着街道，一个陌生男人经过。他走得很快，在自言自语。我听到身后母亲怎样用刀挖甜瓜，怎样咀嚼，怎样吞咽。我说，妈妈，别再吃了。我没有看她。”
　　木匠的母亲举起手来。“她大喊大叫，我看着她，因为她的声音太大了。”木匠说。“她用那把刀挖着。这不是夏天，你不是人，她这么喊着。我头脑发胀。五脏六腑都在燃烧。这是个夏天，它把多年的热火都投射出来。只有甜瓜让我清凉。”缝纫机
　　石子路狭长，高低不平。猫头鹰在树林后叫唤。它在寻找一个屋顶。房子上披着白色的、淌下来的石灰。
　　温迪施感觉到肚脐下他僵硬的那玩意儿。风敲打着木头。它在缝纫。风在给大地缝个袋子。
　　温迪施听到他老婆的声音。她说：“没有人性。”每天晚上当温迪施在床上冲着她那边呼吸时，她都要说“没有人性”。她子宫切除已经两年了。“医生禁止这样，”她说，“我不能让我的膀胱受折磨，就因为这多么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