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微笑着点点头。“哦，我也一样。我也觉得这很奇怪。你看，我这一辈子都没遇见过和我同名的人。”
　　“我也没有啊。”我打着了火。“跟我讲讲你的孩子们吧。”
　　我开出了停车场，她开始跟我讲孩子们的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仿佛我从小和他们相熟至今，仿佛她的孩子们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参加过家庭野餐，露营，去海滨度假地避暑，做过贝壳项链，玩过用沙子埋人的游戏。
　　我真希望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她告诉我，她儿子阿兰——“你表哥，”她补了一句——和他妻子安娜已经生了第五个宝宝，一个小千金，他们搬到了巴伦西亚，在那儿买了房子。“终于，他们离开了马德里那套破公寓！”她的大女儿伊莎贝尔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如今已经受聘，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主流电影音乐了。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现在成了主厨，在巴黎一家颇受好评的餐馆掌勺。
　　“你也开了个餐馆，对吗？”她问，“我记得你在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
　　“嗯，我父母开过。我父亲一直梦想着能开一家自己的饭馆。我给他俩帮忙。可是几年前没办法，我把它卖掉了。因为我母亲去世了，巴巴又……又没有能力了。”
　　“呀，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也不是开饭馆的料。”
　　“我想你也不是。你是艺术家。”
　　我告诉过她，顺便提起过。那是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梦想有一天能上美术学院。
　　“其实，你可以说我是个誊写员。”
　　她竖起耳朵听我解释，我在一家事务所上班，他们为《财富》五百强里的大公司处理数据。“我给他们填表格，录入说明书，开收据，整理客户名单，电子邮件列表，诸如此类。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怎么打字。薪水还不错。”
　　“我懂了。”她说。她想了想，又开口道：“你觉得有趣吗，做这个工作？”
　　我们正在向南驶过雷伍德城，我把手伸到她身前，指向副座的窗外。“看见那幢楼了吗？有蓝色标志的那幢高楼。”
　　“看见了。”
　　“我生在那儿。”
　　“噢，真的吗？”她扭过头，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她也一直看着那幢楼。“你很幸运。”
　　“怎么讲？”
　　“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些。”
　　“啊，当然没有。可是知道这一点很重要，知道你的根，知道你人生开始的地方。如果不知道，你的人生好像就不真实了，就像一个谜题。你明白吗？就像你错过了故事的开头，一下子就到了中间，拼命想弄个明白。”
　　我猜巴巴这段日子也有同样的感受。他的人生遍布着缺口。每一天都是一个神秘的缺口，一个需要费劲思量的谜题。
　　我们在沉默中行驶了几公里。
　　“我觉得我的工作有趣吗？”我说，“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水在洗碗池里哗哗地流，地板上是碎玻璃，煤气灶上还烧着火。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了。可我请不起住家的护工，所以我找了在家里也能干的工作。谈不上什么‘有趣’。”
　　“美术学院先放一放。”
　　“只能这样了。”
　　我猜她接下来一定会说，巴巴有我这样一个女儿该多么幸运，可是让我觉得宽慰，也心存感谢的是，她只是点了点头，看着高速路上的交通标志从眼前不断滑过。但是其他人，特别是阿富汗人，总是说巴巴多么有福气，说我简直出自天赐。他们谈起我来赞不绝口。他们把我说成是圣女，一个英雄般的女儿，放弃了金光灿烂的生活，不要舒适，也不肯享福，宁愿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父亲。可是一开始还有她妈呀。他们说。这些话不绝于耳，现在想起来，他们的声音里还透着几分同情。伺候她那么多年。多不容易啊。现在又是她父亲。她当然不是个大美人，可也有人向她求婚嘛。一个美国人啊，那男的，那搞太阳能的伙计。她本来可以嫁给他的，可她没有。因为这老两口。她做出了多少牺牲啊。噢，天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女儿就好了。他们夸我脾气好。他们对我的勇气和毅力惊叹不已，一如那些战胜了身体上的残疾、克服了严重口吃的人，让世人啧啧称奇。
　　可我不承认这一个故事中的我自己。比如，有些早晨，我发现巴巴坐在床边，用阴冷的目光看着我，不耐烦地等着我把袜子套到他干燥、多斑的脚上。他吼我的名字，做出一副婴儿相。他抽鼻子，活像一只周身湿透、胆战心惊的老鼠。我厌恶他这种表情，我厌恶他这副做派，我厌恶他让我生活的世界如此狭窄，让我最好的年华白白地逝去。有些日子，我只想逃开他，逃开他的暴躁和贪求。我和圣女毫无相似之处。

　　我驶出第十三街的出口，再走几公里，便到了海狸溪街。我把车开到我家车库门前，熄了火。
　　帕丽透过车窗，看着我家的单层住宅，油漆剥落的车库门，橄榄绿颜色的窗棂，还有一对俗气的石头狮子，守卫在大门两侧，我不忍心把它们扔掉，因为巴巴喜欢它们，可我觉得就算扔了，他也注意不到。从1989年我七岁的时候起，我们就一直住着这房子，一开始是租的，到了1993年，巴巴从房东手里把它买了下来。妈妈就死在这房子里，死在圣诞节前一天，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死在客房里我给她架起的医用床上，她在客房度过了临终前的三个月。她要我把她挪进客房，因为那儿能看风景，用她的话说，可以让她提神。她躺在床上，双腿浮肿，肤色灰暗，日复一日地看着窗外的死巷和前院，院里有一圈鸡爪枫，那是她几年前种下的，还有星形的花池子，一条卵石铺就的窄径穿过草坪，山麓在远方，正午时分，阳光全力倾泻而下，山也变成了厚重而浓艳的金黄。
　　“我非常紧张。”帕丽悄声说道。
　　“可以理解。”我说，“五十八年了。”
　　她低头看着夹在两膝之间的手。“我几乎一点儿也记不得他了。我记住的不是他的脸，也不是他的声音，只记得我这辈子始终缺少了一种东西。一种好的东西。一种……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有这些。”
　　我点点头。我重新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和她说我多么理解她的感受吧。我差一点脱口而出，问她是否曾经觉得有我的存在。
　　她揪弄着磨破的围巾边儿。“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认出我来？”
　　“你想听实话吗？”
　　她打量了一番我的表情。“当然，我想。”
　　“他最好别认出来。”我想起了巴希里大夫说过的话。他是我父母长期以来的医生。他说巴巴需要有规律、有条理的生活。别让他受惊。让他有稳定感。
　　我推开车门。“你在车里待一小会儿行吗？我得把朋友送回家，然后你就能见巴巴了。”
　　她抬起一只手，捂住了双眼，我可不想等着看她哭鼻子。
　　我十一岁的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所有班级都要去蒙特雷湾水族馆，进行校外活动，还要在外面过夜。那个周五到来之前的整个星期，不管是在图书馆，还是课间休息、玩方块球的时候，我的同学们谈的全是这件事，那该有多好玩啊，水族馆当天一闭馆，他们就可以穿着睡衣，在各个展厅里到处跑，身边是双髻鲨、鲾鲼、海龙和乌贼。我们的老师吉莱斯皮夫人说，水族馆各个地方都设有食品站，学生们可以选花生黄油果酱三明治，或是芝士通心粉。她说：你们可以吃布朗尼巧克力当甜点，也可以选香草冰激凌。到了晚上，小朋友们钻进睡袋，还会有老师给他们读睡前故事，海马、沙丁鱼、豹鲨，在巨藻长长的叶子中间游弋，陪伴着他们进入梦乡。到了星期四，教室里期待的情绪说像通了电，连平时那几个捣蛋鬼也使劲做出一副乖模样，生怕因为言行不端，毁了自己的水族馆之行。

　　对我来说，这就好像在看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可是声音被关掉了。我感觉自己在远观别人的快乐，与这欢庆的气氛格格不入，每年十二月我也有同样的感受，那时同学们各自回家，他们有花旗松⑤、挂在壁炉上方的长袜，还有成堆的礼物。我告诉吉莱斯皮夫人，我不和大家一起去了。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校外活动刚好赶上穆斯林的节日。我不清楚她是否相信了我的话。
　　那天晚上，我和父母待在家里，我们一起看《她书写谋杀》。我努力专注于剧情，不去想校外活动，可我的心偏偏要飞掉。我想像这个时候，同学们穿着睡衣，拿着手电筒，脑门紧抵着鳗鱼大水箱的玻璃。我觉得胸口一阵发紧，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巴巴窝在另一张沙发上，往嘴里丢了一颗烤花生，安吉拉·兰斯伯里⑥说了句什么，逗得他咯咯直乐。在他旁边，我发现妈妈若有所思地在看我，脸上笼罩着阴云，可我们的目光刚碰到一起，她就马上云开雾散，朝我露出了笑容——一种偷偷摸摸、心照不宣的笑——我也拼命提气，强颜回笑。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到了海滩，站在齐腰深的大海里，在绿与蓝之间，海水变幻着无尽的颜色，翡翠绿，宝石蓝，祖母绿，松石绿，温柔地摇荡在我屁股周围。我脚边滑过鱼儿的千军万马，整个海洋仿佛就是我一个人的水族馆。鱼儿碰触着我的脚趾，在我小腿上蹭来蹭去，一千次的冲撞，在白沙的映衬下，发出炫目的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