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张口结舌，呆呆地望着，我们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他们停下来死盯着，有些人指指戳戳。我尽量不去看。视线的余光所及，他们只是一团团模糊的暗影，苍白的面孔，张开的嘴巴。
　　进了校园，孩子们向两边分开，给我们让道。我听到有些女生发出尖叫。妈妈横冲直撞，穿过人群，就像一个保龄球，从一堆木瓶中间滚滚而过，只是她身后还拖着个萨丽娅。她连推带搡地挤到校园一角，那儿有一条长凳，她爬到凳子上，把萨丽娅也拽上去，然后连吹了三声口哨。校园很快肃静下来了。
　　“她叫萨丽娅·贾纳科斯。”妈妈高叫着，“从今天开始……”她停了一下，“不管是谁在叫唤，把嘴给我闭上，我让你叫你才能叫。现在，从今天开始，萨丽娅就是本校的学生了。我希望你们大家用斯文和礼貌来对待她。如果我听说有人讲了不三不四的话，那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要让你后悔。你们知道我一定会这么干。这件事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她爬下长凳，拉起萨丽娅的手，径直往教室里去了。
　　从那一天起，萨丽娅再也没有戴过面罩，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
　　那一年，离圣诞节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来信。拍摄工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延误。首先，摄影指导——玛达丽娜写的是“摄指”，萨丽娅不得不给我和妈妈做了个讲解——从片场的高台摔下来，一条胳膊断成了三截。其次，天气问题也让整个外景拍摄遇到了麻烦。
　　所以就像大伙常说的，我们现在有点“停摆”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我们有了时间，可以把剧本里一些疙疙瘩瘩的地方解决掉，问题是我们可能无法像原来希望的那样团聚了。我心情很不好，我亲爱的你们，我想你们想得要死，特别是你，萨丽娅，我的爱。我只能数着日子，等到明年春末拍摄结束的时候，我们再聚首吧。我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把你们三个放在心里。
　　“她不会回来了。”萨丽娅语气平淡地说着，把信还给了妈妈。
　　“她肯定会的！”我说。我傻了眼，扭头看着妈妈，等着她说点什么，最起码一句打气的话。可是妈妈把信迭好，放到桌上，然后便默默地去煮咖啡了。记得我当时在想，就算她同样认为玛达丽娜不会回来，也应该安慰一下萨丽娅，可她没有，真是不近人情。然而我不知道——那时还不知道——她们两个已经心有灵犀，也许强过我对她们任何一个人的了解。妈妈太尊重萨丽娅了，所以不可能哄她。她不会用虚假的保证来冒犯她。

　　春天来了，披着万千绿色的荣光，然后又去了。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一张明信片，感觉它像一封匆忙写就的信，她告诉我们，片场麻烦不断，这一次跟投资方有关，由于一再拖延，他们威胁要撤资。和上一封信不同，这次她没说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
　　初夏一个暖洋洋的下午——那是1968年了吧——萨丽娅和我，还有一个名叫多丽的女孩，一起去了海滩。当时，萨丽娅已经在蒂诺斯跟我们住了一年，人们已经不再对她毁损的脸窃窃私语，死盯着不放了。虽然她仍然，而且始终都被好奇所包皮围，但这种好奇也在慢慢减退。现在她有了自己的朋友，多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看到她的时候，不再像见鬼一样受到惊吓，她和朋友们一起吃午餐，说闲话，放学后一起玩，做功课。尽管感觉不太可能，可她已经变得和正常人差不多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岛上的人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钦敬，他们接受了她，把她当成了自己人。
　　那天下午，我们仨本来打算去游泳，可是水仍然很凉，所以我们最后躺在石头上睡着了。萨丽娅和我回到家，发现妈妈在厨房里削着胡萝卜皮，一封没拆开的信放在桌上。
　　“你继父来的。”妈妈说。
　　萨丽娅拿起信，上了楼，过了很久才下来。她把信纸放到桌上，坐下来，拿起了刀和一根胡萝卜。
　　“他想让我回家。”
　　“我知道了。”妈妈说。我觉得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最微弱的一丝慌乱。
　　“准确地说，不是回家。他说他联系了英国一个私立学校。今年秋天我就可以入学。他来出钱，他说的。”
　　“那玛达丽娜阿姨呢？”
　　“她跑了，跟埃利亚斯。他们私奔了。”
　　“那电影怎么办？”
　　妈妈和萨丽娅交换了一下眼神，又同时朝我翻了下眼睛，于是我明白了，她俩一直都心知肚明。

　　2002年一个早晨，也就是三十多年之后，我正准备从雅典前往喀布尔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玛达丽娜的讣闻。她现在挂着“库里斯”的姓，可我从那老妇人脸上认出的，不仅是她青春美貌的余烬，还有那熟悉的、明眸皓齿的笑容。下面有一小段文字，说她年轻时曾经短暂地做过演员，后来在八十年代初创办了自己的剧团，排演过几部深受评论界赞扬的作品，特别是尤金·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该剧在九十年代中期连演不衰，还有契诃夫的《海鸥》和迪米特里奥斯·姆波格里斯?的《婚约》。讣闻说，因为她的慈善工作，她的多智，她对时尚的敏锐认知，她举办的奢华派对，以及她对众多无名剧作家欣然给予的机会，使她成了雅典文艺圈里众所周知的人物。文章说她死前与肺气肿进行了漫长的苦斗，但没有提及她身后是否还有配偶或子女。我更为震惊的是，她在雅典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离我在科洛纳基的住处只隔了六个路口。
　　我放下了报纸。出乎我的意料，三十多年没见过她了，如今我却感觉这死去的女人有几分不堪。这篇关于她结局的报道一下子让我产生了抵触。我过去一直在想像，她过的是一种动荡而无常的生活，岁月维艰，厄运连连，动不动就崩溃，感到懊悔，还有一连串昏头昏脑、不顾一切的桃色事件。我一直以为她会自毁，很可能因为酗酒而过早死去，人们总是把这样的死称作悲剧。我心里有一部分甚至曾经相信，很有可能她是知道的，知道她把萨丽娅领到蒂诺斯，是为了让她免受伤害，是要救她脱离苦海，因为玛达丽娜知道自己对女儿受的罪已经无能为力。可是现在，我开始用妈妈的眼光来看玛达丽娜了，妈妈肯定是这样看的，一直都这样看：玛达丽娜是个绘图员，坐在那儿，心平气和地画着她未来的地图，干净利落地把重如大山的女儿排除在边境线之外。她的成功堪称辉煌，起码按照讣闻所说，正是如此，文中简略地记录了一个精心打理过的人生，一个富含着成就、优雅，受人敬重的人生。
　　我发现我无法接受这种成功，这种未受惩罚的逍遥。这是反常的。为什么不必付出代价？苛求众生的因果报应又去了哪里？

　　可是，当我合上报纸，一种让人不得安生的疑惑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微弱的暗示提醒着我，我对玛达丽娜做出了过于苛刻的判断，她和我其实没有什么不同。难道我们不是都曾经渴望着逃离，改头换面，重塑新生吗？到了最后，难道我们不是都砍断了拴住我们的锚链，让自己得到解脱吗？可我又嘲笑着这样的疑惑，告诉自己我们毫无相似之处，而我之所以对她感到恼怒，也许只是把它当成一件面罩，用来掩饰我的嫉妒，因为她在这件事上比我成功得多。
　　我扔掉了这份报纸。如果萨丽娅必将知晓，那也不可能从我这儿知道。
　　妈妈拿着刀，把胡萝卜皮拨到碗里。她憎恶别人浪费食物。她要用这些皮腌一罐子果酱。
　　“哦，你有个重大决定要做了，萨丽娅。”她说。
　　让我意外的是，萨丽娅扭过头来问我：“你会怎么做，马科斯？”
　　“哦，我知道他会怎么做。”妈妈张嘴就说。
　　“我要去。”我说，一边回答着萨丽娅，一边看着妈妈，满心得意，因为我没像她想的那样说，而是扮演了起义者的角色。当然我的回答也是认真的。我相信萨丽娅甚至都不该犹豫。我会马上把这个机会抓在手里。那可是私校啊，而且在伦敦。
　　“你应该考虑一下。”妈妈说。
　　“我考虑过了。”萨丽娅迟疑了一下，说道。接着，她用更加迟疑的动作，抬起了眼睛，望着妈妈。“但是我不想接受。”
　　妈妈放下了刀。我隐约听见她舒了口气。这口气她是一直憋着的吗？就算是，她那张喜怒不形于色的脸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宽慰的迹象。“回答正确。当然是正确的。”
　　萨丽娅把手伸过桌子，摸了摸妈妈的手腕。“谢谢你，奥蒂阿姨。”
　　“我只讲这一次。”我说。“我认为这是错的。你们俩都在犯错误。”
　　她们扭过头看着我。
　　“你是想让我去吗，马科斯？”萨丽娅问。
　　“是。”我说，“我会想你的，非常想，你知道的。但你不能拒绝私校的教育。你以后还要念大学。你可以搞研究，当科学家、教授、发明家。你不想吗？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你可以想当什么就当什么。”
　　我一下子说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