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尔呆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吴拉姆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阿德尔脸上。这是头一次，阿德尔一点儿也寻不到他朋友平时那种活泼的，标志性的坏笑，或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顽皮劲儿。他脸色变了，他表情冷了，令人惊愕地换上了一副大人样儿。
　　“这是我家的树，这是我家的地，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你爸在我们的地上盖了他的大屋。那时候在打仗，我们还在巴基斯坦。”他指了指果园。“这些？这些原来都是人们的房子，可全让你爸给推平了。他也毁了我爸在里面出生，在里面长大的家。”
　　阿德尔目瞪口呆。
　　“他说我们的地是他的地，然后他盖了那个……”说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用大拇指朝大院的方向一指，“那个玩意儿。”
　　阿德尔觉得自己隐隐作呕，心怦怦直跳。“我以为咱们是朋友。你为什么对我撒这么可怕的谎？”他说。
　　“还记得我骗走你球衣的事吗？”吴拉姆两颊泛红，“你当时都快哭了。别不承认，我看到了。那只是件衣服。一件衣服。想想我们全家是什么感受，大老远地从巴基斯坦回来，下了公共汽车，竟然在自己的地上看到这玩意儿。你们家那个穿紫西装的打手还命令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地上滚出去。”
　　“我父亲不是贼！”阿德尔开始反击了，“问问沙德巴盖瑙随便哪个人，问问他们，他为这镇子都做了什么。”他想起了巴巴江怎样在镇上的清真寺里接待民众，他席地而坐，身前放着茶杯，手拿念珠，人们一本正经地排成队，从他坐的垫子那儿，一直排到了大门口，有两手沾满泥土的男人，牙齿掉光的老太太，拖儿带女的年轻寡妇，人人都有困难，人人等着轮到自己，来求他帮忙，要一份工作，借点小钱来修屋顶，通灌渠，买奶粉。父亲边听边点头，带着无穷的耐心，好像排队的每个人都像他自己的家人一样重要。
　　“是吗？那我爸的地契是从哪儿来的？”吴拉姆说，“他已经上了法庭，把地契给了法官。”

　　“我相信，如果你父亲找巴巴江谈……”
　　“你巴巴不会和他谈的。他做的事他是不会承认的。他坐在车里扬长而去，好像我们都是野狗。”
　　“你们不是狗。”阿德尔说。他拼命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你们是秃鹰。跟卡比尔说的一样。我早该明白。”
　　吴拉姆站起身，迈出一两步，又停下了。“只是想让你知道，”他说，“我一点也没记恨你。你只是个无知的小男孩。可下一次你巴巴去赫尔曼德的时候，让他带你去工厂，看看他在那儿种出了什么。我先给你个提示。那不是棉花。”
　　后来到了晚上，吃晚饭之前，阿德尔躺在放满肥皂水的浴缸里，热乎乎的。他能听到楼下电视的声音，卡比尔正在看一部老旧的海盗片。整个下午，愤怒挥之不去，将阿德尔周身洗刷，此时他却感觉，自己对吴拉姆过于粗鲁了。巴巴江曾经告诉他，不管你帮了穷人多大的忙，有时他们还是会讲富人的坏话。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这是避免不了的，甚至是合乎常情的。咱们千万不要责怪他们，阿德尔。他说。
　　阿德尔没那么天真，他不会不知道，从本质上说，这世界就是个不公平的地方；他只需要从自己的卧室往窗外看几眼就够了。但是他想，对吴拉姆这样的人来说，承认这一真相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也许吴拉姆他们需要有人扮演罪人的角色，一个有血有肉的靶子，作为替罪羊，让他们方便地把自己的艰辛归罪于他，声讨他，责备他，迁怒于他。也许巴巴江是对的，他说了，体面的反应是去理解，而不是急于做出评判。甚至要以德报怨。看着小小的肥皂泡浮上水面，又依次碎去，阿德尔想，父亲明知道镇上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邪恶传言，可他还是建了学校，盖了医院。
　　他正擦干身子的当口，母亲把头探进了浴室的门。“你下来吃晚饭吗？”

　　“我不饿。”他说。
　　“哦。”她进了屋，从架子上抓了条毛巾。“过来。坐下。我给你把头发擦干。”
　　“我自己会擦。”阿德尔说。
　　她站在他身后，眼睛通过镜子端详着他。“你没事吧，阿德尔？”
　　他耸了耸肩。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看了看他，好像在等着，等他把脸枕到她手上蹭一蹭。他没有。
　　“妈，你见过巴巴江的工厂吗？”
　　他注意到母亲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当然见过。”她说，“你也见过。”
　　“我说的不是照片。你亲眼见过吗？你去过那儿吗？”
　　“我怎么可能？”母亲说着，对着镜子歪了歪脑袋，“赫尔曼德不安全。你父亲绝不会让我，让你受到伤害的。”
　　阿德尔点了点头。
　　楼下大炮轰鸣，海盗杀声震天。
　　三天后，吴拉姆又出现了。他快步走到阿德尔面前停下。
　　“很高兴你来了。”阿德尔说，“我有东西给你。”他从树墩子上拿起一件外套，自从他俩吵过架，他天天都带着这件衣服。这是件棕色的皮衣，巧克力一样的颜色，有软软的羊皮衬里，带帽兜，可以用拉锁拉上，也可以把它取掉。他把外套递到吴拉姆面前。“我穿了没几次。有点儿大。你穿应该挺合适的。”
　　吴拉姆一动不动。“昨天我们搭公共汽车，到喀布尔上法院去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猜猜法官怎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他有个坏消息。他说出了事故。一起小火灾。把我父亲的地契烧了。没有了。毁掉了。”
　　阿德尔慢慢放下了拿着夹克的手。
　　“他告诉我们，没有文件他就无能为力了。你知道这时候他手腕子上有什么吗？一块崭新的金表，我父亲上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戴着呢。”
　　阿德尔目瞪口呆。
　　吴拉姆飞快地瞥了一眼那件外套。这严厉的、刀子一样的目光，明摆着要让人羞愧难当。奏效了。阿德尔畏缩了。他感到手中这件衣服正在变化，从和平的赠礼变成行贿的脏物。

　　吴拉姆转过身，急不可耐地走向大路，步子飞快而匆忙。
　　巴巴江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就在家里开了个派对。阿德尔挨着父亲坐在首席，地板上铺了一大块布，用来摆放饭菜。巴巴江有时候更喜欢席地而坐，空手抓东西吃，特别是他见到圣战时期的朋友时。让我想起钻山洞的那些日子。他打趣说。女人们坐在餐厅的桌边，拿着刀叉用餐，阿德尔的母亲坐首席。阿德尔听到她们叽叽呱呱，回荡在大理石的墙壁之间。其中有个女人屁股肥厚，长长的头发染成红色，已经订了婚，准备嫁给巴巴江的一个朋友。晚饭前，她曾拿着数码相机，给阿德尔的母亲看照片，那是他们去迪拜时在婚纱店里拍的。
　　饭后喝茶的时候，巴巴江讲了个故事，当年他的队伍伏击过一支苏军小分队，以阻止苏联人向北进犯谷地。人人侧耳细听。
　　“他们一进伏击圈，”巴巴江说，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摩挲着阿德尔的头发，“我们就开了火。我们击中了领头的车，接着又揍了几辆吉普。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撤出战斗，要不就想法冲出包皮围，可这帮婊子养的不走了，下了车，朝我们射击。你能相信吗？”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低语。好多脑袋在摇晃。阿德尔知道，屋里的男人至少有一半是从前的圣战游击队员。
　　“我们人比他们多，差不多三个打一个，可他们有重武器，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进攻我们在这果园里的阵地。很快就把大伙打散了。我们开始逃命。我和这家伙，他叫穆罕默德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我俩一起跑。我们前后脚跑进了一块葡萄地，不是那种搭架子、捆铁丝的葡萄，而是直接在地里爬出来的那种。到处都有子弹在飞，我们只顾着逃命，突然我俩绊了一跤，全摔倒了。我马上爬起来接着跑，可那个穆罕默德什么的没影了。我转过身，大声叫着：‘快他妈起来，你这驴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