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拉·瓦赫达提：那当然。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来的话当讲不当讲。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我确实理解他的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就像个族长，对不对？而您对他相信的一切，珍视的一切，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争辩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既通过您的生活，也通过您的写作，是在为女性拓展新的边界，让女性拥有以自己的身份发言的权利，从而实现合理的自我认同。您当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垄断性特权，这种特权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样的男人把持着。可以说，您当年讲的是不能讲的话。您当年从事的是一场小规模的、一个女人单打独斗的革命。
　　妮拉·瓦赫达提：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写性。
　　艾蒂安·布斯图勒：性确实是一个方面，难道不对吗？
　　我翻了翻笔记，提到几首诗，它们都非常明显地涉及了肉欲——《棘》，《枕》，《如果没有等待》。我也实言相告，这几首并非我的最爱。我评论说，它们缺乏细腻和朦胧。打动我的是诗中的挑衅色彩，而这正是阿富汗妇女的愤怒控诉。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我的确愤怒，我愤怒是因为那种一定要让我与性绝缘、与我自己的身体绝缘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吗，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统统都发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对不对，她们容易受到肉体上的诱惑。她们是性欲超强的生物，因此必须加以约束，以免她们钻进每一个艾哈迈德，每一个马哈茂德的被窝。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是……请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对吗？
　　妮拉·瓦赫达提：那只是对旧观念的抗议。
　　她爆出一阵开心的大笑，充满了调皮和狡猾的机灵劲儿。她问我想不想吃午饭，说她女儿最近刚帮她把冰箱装满，接下来她做了熏火腿三明治，吃到嘴里才知道好吃极了。她只做了一个。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点了支烟，这才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图勒先生，为了这次交谈，我们应该让气氛保持融洽？
　　我说我同意。
　　妮拉·瓦赫达提：那就帮我两个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许再看我酒杯。
　　不用说，这一招先发制人，打消了我探问喝酒之事的所有念头。
　　艾蒂安·布斯图勒：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病了，那是1948年，我十九岁。病得很厉害，具体什么病我就不说了。父亲带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个星期，让大夫们给我治疗。他们说我差点死掉。也许我应该死。对一个年轻诗人而言，死亡大概是个相当不错的事业上的进步。回来以后，我变得脆弱而孤僻。我厌倦了写作。食物、谈话和娱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我讨厌有人来访。我只想拉上窗帘，整天睡觉，也希望天天如此。这的确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动。最后，我下了床，慢慢恢复了日常作息，只因为这是一个人不得不为的必要活动，以此保持身体的机能和表面上的教养。可我觉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父亲担心吗？
　　妮拉·瓦赫达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认为与死亡的邂逅已经让我摆脱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读到过，布斯图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会分不清上在哪边，下在哪边。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却选了错误的方向，于是把你自己挖进了死亡。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迷失了方向，置身于混乱的状态，却没了罗盘。还有无法形容的沮丧。处在这种状态下，你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当苏莱曼·瓦赫达提向我父亲提亲时，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那时二十岁。
　　妮拉·瓦赫达提：他可不是。
　　她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三明治，我谢绝了。那再来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边开始烧水，一边问我结婚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结婚。她回过头，看着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后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达提：唉，平时我可一眼就能看出来。
　　艾蒂安·布斯图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达提：大概是脑震荡。
　　她指了指印花方巾。
　　妮拉·瓦赫达提：这可不是赶时髦。几天前我滑倒了，摔了一跤，把脑门子摔开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应该能看出来啊。我的意思是看出来您。凭我的经验，像您这样了解女人的男人，似乎都不太想和女人有什么关系。
　　她把咖啡递给我，自己点了支烟，然后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关于婚姻，布斯图勒先生，我有个理论。也就是说，用不了两个星期，您肯定就知道婚姻合不合适。让人吃惊的是，有太多的人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戴着枷锁，拖延着，双双陷在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里，摆脱不了虚幻的希望，可实际上，他们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呢，我需要的时间更短。我丈夫是个正派人，可他太严肃，太冷漠，也太无趣了。而且他爱上了司机。
　　艾蒂安·布斯图勒：哇。肯定是个很大的打击。
　　妮拉·瓦赫达提：是啊，的确让老生常谈的故事变得复杂了。
　　她笑了笑，带着少许的悲哀。

　　妮拉·瓦赫达提：我主要还是替他难过。他实在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点。我们的女儿六岁时，他中风死了。当时我本可以待在喀布尔。我有房子，有我丈夫的财产，还有个园丁，加上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司机，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可我收拾了行李，然后我们俩，我和帕丽，就跑到法国来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照您之前说的，您这样做是为了她着想。
　　妮拉·瓦赫达提：我做的每件事情，布斯图勒先生，都是为我女儿做的。对我为她付出的这一切，倒不是说她不理解，或者说不知道感激，可能她就是没心没肺到了家，我的女儿啊。要是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遭多大的罪，要不是我……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对女儿感到失望吗？
　　妮拉·瓦赫达提：布斯图勒先生，我已经相信了，她就是对我的惩罚。
　　1975年的一天，帕丽回到自己新公寓里的家，看到床上有个小包皮裹。这是她把母亲从急诊室接回来一年之后，而她离开于连已经九个月了。帕丽现在和一个名叫扎希娅的护士生住在一起。扎希娅是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姑娘，棕色的卷发，绿色的眼睛，很能干，性格开朗，不知疲倦，也很好相处，不过她已经和男友萨米订了婚，这个学期一结束，就要搬到萨米那儿去了。
　　包皮裹旁边有张折起来的纸：给你送来的。我在萨米家过夜。明天见。吻你。扎希娅。
　　帕丽扯开包皮裹。里面是一本杂志，上面还别着一张纸条，字迹亲切，柔美，仿佛出自女人的手笔：此件原本寄给妮拉，后递至住在科莱特过去公寓里的夫妇，现又转送给我。你应把转寄地址做一下变更。读的时候注意后果自负。恐怕我们谁也吃不消。于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