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3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样说来，我想您实际上一半是阿富汗人，一半是法国人？
　　妮拉·瓦赫达提：我母亲是法国人，是的，她是巴黎人。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她在喀布尔遇见了您父亲。您出生在那儿。
　　妮拉·瓦赫达提：对。他们1927年在喀布尔认识的。在王宫举办的一次正式晚宴上。我母亲陪着她父亲，也就是我外公，他奉派前往喀布尔，为阿马努拉国王的改革做顾问。您了解阿马努拉国王吗？
　　我们坐在妮拉·瓦赫达提家的客厅里。这是一间小公寓，位于一座住宅大楼的第三十层。小城名叫库尔贝瓦，就在巴黎西北郊。房间很小，灯光昏暗，没有太多的装饰，仅有一张沙发，铺着番红花颜色的软垫，一张咖啡桌，两个大书架。她背对窗户坐着，窗子敞开着，好让烟散出去。她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依妮拉·瓦赫达提所述，她今年四十四岁。她是个极具魅力的女人，即便美貌的巅峰已过，却只是稍有减损。高高的，也是高贵的颧骨，好皮肤，细腰。她有一双聪颖而饱含风情的眼睛，目光犀利，从中可以同时感觉到评判，试探，吸引和挑逗。我认为，这双眼睛仍然可以称得上一副令人敬畏的诱惑工具。她没化妆，只涂了口红，不过蹭跑了一点，零落在唇线之外。她头上包皮了一块印花的方巾，穿一件褪色的紫衬衫，工装裤，没穿袜子，也没穿鞋。虽然刚到上午十一点，她却开了一瓶霞多丽，根本没有冰过。她友好地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谢绝了。
　　妮拉·瓦赫达提：他们有过很多国王，他是最好的。

　　我发现，她这句话在代词的选择上很有意思。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们？”您不认为自己是阿富汗人吗？
　　妮拉·瓦赫达提：可以这么说，我和我自己离了婚，和我更令人烦恼的那一半。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妮拉·瓦赫达提：如果他成功了，我说的是阿马努拉国王，我可能会给您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我请她做些解释。
　　妮拉·瓦赫达提：是这样的，国王有天早晨一醒过来，就宣布计划，要重塑国家，如果有必要，扒房牵牛，哭爸喊娘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建成一个新的、更文明的国度。藉着真主！他说。其中一项就是不许再戴面纱。您想想，布斯图勒先生，在阿富汗，妇女竟然会因为穿布卡而遭到逮捕！等他妻子索拉雅王后脸上没有遮盖，就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人们又是什么反应呢？哦啦啦②。毛拉们肚子里的气啊，完全可以把一千艘兴登堡飞艇吹上天。一夫多妻也不行了，他说的。这可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您知道，历代国王的后宫粉黛足以组成一个个军团，国王们马不停蹄地做父亲，大部分孩子都没正眼瞧过。他宣布，从此以后，男人不能强行娶你们为妻，新娘父亲也不准收聘礼，勇敢的阿富汗妇女啊，童婚也被禁止了。还有一项：你们全都得上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看他是个空想家。
　　妮拉·瓦赫达提：或者是个傻瓜。我一向认为这种路线危机四伏，难以维系。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不出所料，下场很惨，布斯图勒先生。圣战来了，毫无疑问。他们宣布对他发动圣战，那些毛拉们，部落的头人们。想像一下一千只拳头高高举起的样子吧。您瞧，国王挪动了大山，可他陷入了狂热分子们的汪洋大海，您也很清楚海床一旦摇晃起来会发生什么，布斯图勒先生。大胡子们的叛乱就像海啸一样，猛烈地扑向可怜的国王，把他卷起来，让他在波峰浪谷间无助地颠簸，然后把他甩出去，抛到印度的海岸上，再然后是意大利，最后是瑞士，到了那儿，他才从污泥中爬出来，慢慢成了个流亡的老头子，在破灭的幻想中死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个新生的国家呢？我猜它并不符合您的要求。
　　妮拉·瓦赫达提：反过来说同样成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所以您在1955年来了法国。
　　妮拉·瓦赫达提：我来法国是因为我希望把女儿救出来，让她免于一种不可挽救的人生。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想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天性，变成一个勤劳而悲伤的女人，一辈子俯首为奴，忍气吞声，永远处于恐惧的状态，不敢抛头露面，不敢说话，总是害怕做错事情。这样的女人在西方，比如说在这儿，在法国，却深受某些人的推崇，她们变成了女英雄，只是因为她们过着艰辛的生活，而那些在远方推崇她们的人，自己却连穿着鞋走一天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女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欲火被熄灭，梦想被抛弃，可是最糟糕的，布斯图勒先生，如果您遇见这样的女人，她们还会露出微笑，假装自己根本不曾有过疑虑。仿佛她们过着人人艳羡的生活。可是您靠近一些看，就会看到她们无助的样子，看到绝望，看到它如何证明她们的好心情都是表演，都是虚伪的谎言。真可悲啊，布斯图勒先生。我不想在女儿身上看到这些。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在想，她能理解这些吗？
　　她又点了一支烟。
　　妮拉·瓦赫达提：唉，孩子们永远都不会事事如你所愿，布斯图勒先生。
　　到了急诊室，一个脾气暴躁的女护士指示帕丽在挂号台等着。旁边有个带脚轮的文件架，堆满了剪贴簿和记录纸。帕丽感到吃惊，竟然有人自愿耗去青春岁月接受培训，到头来只是为了一份把他们放到这种地方的职业。她真是不能理解。她憎恶医院。她讨厌看到状况糟糕的人，讨厌病恹恹的气味，吱吱嘎嘎的轮床，挂着单调画片的走廊，天花板上接连不断的广播寻呼。
　　德劳内大夫比帕丽预想的要年轻。他鼻子细长，薄嘴唇，密密实实的金色卷发。他带她走出急诊室，穿过两扇弹簧门，进了大走廊。
　　“您母亲来的时候，”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口气说，“醉得相当厉害……您好像并不意外。”
　　“对。”
　　“有些护理人员也不吃惊。她们说她是这儿的常客。我是新来的，所以当然了，以前从来没见过令堂。”
　　“她严重吗？”
　　“她脾气非常不好。”他说，“还有，我觉得她非常戏剧化。”
　　两个人同时咧嘴笑了一下。
　　“她会没事的吧？”
　　“从目前来看是的。”德劳内大夫说，“可是我必须提出建议，非常严肃的建议，她得把酒减下来。这一次她很幸运，可下一次就难说了。”
　　帕丽点点头。“她人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