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我有规矩。”她说，“你不太喜欢他。”
　　伊德里斯非常真诚地告诉她，铁木尔就像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他让你难堪。”
　　这是真的。铁木尔一直都在让他难堪。伊德里斯想，铁木尔的举止做派始终都像一个典型的、丑陋的阿富汗裔美国佬。他在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里穿行，仿佛自己也属于这里。他拍着当地人的肩膀，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口口声声叫着“大哥”、“大姐”、“大叔”。他尽情表演，给乞丐发钱，他管这些钱叫“赈灾专款”。他跟老太太开玩笑，管她们叫“大妈”，和她们搭话，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还拿手持摄像机拍摄，他自己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假装是当地人中的一员，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仿佛这些人遭受炮击，被杀害，被强暴的时候，他不是在圣何塞的戈尔德健身房里举杠铃，练他那副胸肌和腹肌。这是伪善，也令人反感。让伊德里斯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看穿他这套把戏。
　　“他没跟你说实话。”伊德里斯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索回父辈的房产。就这些。没别的了。”
　　阿姆拉扑哧一笑。“我当然知道。你认为能骗过我吗？我一直在跟这个国家的军阀和塔利班打交道。我看到一切。什么都不能给我震惊。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不能骗我。”
　　“我想你说得对。”
　　“你很老实。”她说，“至少你是老实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一切，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我的意思是铁木尔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我在信马由缰了。”

　　“信马由缰？”
　　“我在瞎扯。”
　　“不，我懂。”她说，“你说他们的故事，那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礼物。是的。”
　　他俩慢慢地喝着酒，继续聊了一会儿。对伊德里斯而言，这是他抵达喀布尔后第一次真诚的交谈，摆脱了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救援机构的员工们那些难以捉摸的嘲讽，含糊不清的指摘。他问起阿姆拉的工作，她说她一直在科索沃，和联合国的人员一起做事，也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在哥伦比亚和布隆迪服务过。她还在柬埔寨帮助过雏妓。她来喀布尔已经一年了，这是她接到的第三份委派，这一次，她和一个规模很小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医院工作，每逢星期一还要操持一个流动诊所。她结过两次婚，离婚也两次，没孩子。伊德里斯发现，很难猜出阿姆拉的年龄，不过她应该比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泛黄的牙齿后面和疲倦的眼袋里，有一种凋落而未尽的美，一种冷血的性感。再过四年，也许五年，伊德里斯想，它们终将一去不返。
　　后来她说：“你想知道罗诗出什么事？”
　　“你不用非得告诉我。”他说。
　　“你认为我喝醉了？”
　　“你醉了吗？”
　　“一点点。”她说，“但是你是老实人。”她拍拍他的肩膀，动作温柔，也带了点调皮。“你要求知道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他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为了做准备，罗诗的母亲杀了两只鸡，做了一大锅米饭加葡萄干，去市场买了新鲜的石榴。大伯一来，就和父亲亲吻，拥抱。罗诗的父亲抱得那么用力，把他哥哥的两只脚都从地毯上提了起来。罗诗的母亲哭起来了，因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人坐下吃饭，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他们吃完石榴，还有绿茶和小奶糖。大伯离席，到屋外去上厕所。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把斧头。
　　“砍树的那种。”阿姆拉说。
　　头一个砍的就是罗诗的父亲。“罗诗告诉我，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没看见。”
　　只一下，从后面砍到脖子上，几乎让他身首分离。接下来是罗诗的母亲。罗诗看到母亲试图反抗，可是几斧子下去，砍在脸上和前胸，她便没了声音。此时，孩子们在尖叫，奔逃。大伯在追逐。罗诗看见一个姐姐跑向走廊，可是大伯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另一个姐姐虽然跑进了走廊，但大伯追了上去，罗诗听到他踹倒了通往睡房的门，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过后，便是寂静。
　　“所以罗诗，她决定带上小弟逃跑。他们跑出屋外，他们跑向大门，可是门锁上了。大伯他干的，肯定是。”

　　他们又往院子里跑，惊慌和绝望之下，可能忘记了院子里没有门，没有出路，墙又太高，爬不上去。当大伯冲出屋子，冲向他们的时候，罗诗看见，年仅五岁的小弟跳进了泥炉，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母亲刚刚在炉子里烤过馕。罗诗听到他在火焰中不停地尖叫，自己绊了一跤，摔倒了。她翻过身，仰面朝上，正好看见天蓝蓝的，斧头呼啸而下。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阿姆拉住了口。屋子里，莱昂纳德·科恩唱起了现场版的《谁死于火》。
　　伊德里斯此时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即使能开口，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这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或者某个妄自尊大的圣战者游击队指挥官干的，他也许会说几句，表达一下于事无补的愤慨。可这事不能怪到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毛拉、本·拉登，或者布什和他发动的反恐战争头上。在这场屠杀的背后，是普普通通的、完全世俗的原因，这便显得更为恐怖，也愈发让人沮丧。“无谓”这个词在脑海里浮现，他却说不出口。人们总是这样讲。无谓的施暴。无谓的谋杀。仿佛你可以实施有谓的、明智的谋杀。
　　他想到那个女孩，罗诗，待在医院里，靠着墙蜷成一团，脚指头绞在一起，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剃光的头顶上是一条裂缝，拳头大小的一团白花花的脑组织从里面挤漏出来，堆在她的头顶，好像锡克教徒缠头布上打的结。
　　“事情的经过是她亲口跟你讲的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阿姆拉用力点了点头。“她记得非常清楚。每个细节。她能告诉你每个细节。我希望她能忘记，因为这些很坏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