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
　　女护士阿姆拉·阿德莫维奇警告过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她把他俩拉到一边，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反应，哪怕一丁点，她要伤心，我踢你们出去。”
　　他们身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男区，站在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尽头。阿姆拉说过，那女孩剩下的惟一亲属，或者说惟一来看过她的，是她舅舅，如果把她放到女区，那么她舅舅便得不到探视的许可，所以院方把她放到了男区，但她进不了病房，让女孩与不是家属的男人同处一个房间是不得体的，因此让她住到这儿，走廊尽头，一个非男非女的地方。
　　“我还以为塔利班早被赶跑了呢。”铁木尔说。
　　“很疯狂，不是吗？”阿姆拉说，然后不明不白地傻笑了一下。回到喀布尔的这个礼拜，伊德里斯发现，这种明明窝了一肚子火，却故作轻松的腔调，在外国救援人员当中非常普遍，他们不得不小心应对阿富汗文化的种种不便和特异之处。这种嬉皮笑脸、讥讽嘲弄的特权，这种睥睨众生的心态，让伊德里斯模模糊糊地感觉受到了冒犯，但本地人对他们这副德行好像没有察觉，或者没觉得受辱，因此他认为自己也应该不以为意。
　　“可他们让你过来。你来去自如。”铁木尔说。
　　阿姆拉抬了抬眉毛。“我不算。我不是阿富汗人。所以我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你都不知道？”
　　铁木尔咧嘴一笑，油腔滑调地说：“阿姆拉。波兰人喽？”
　　“波斯尼亚。不许有反应。这是医院，不是动物园。你保证。”
　　铁木尔说：“保证就保证。”
　　伊德里斯看了一眼女护士，担心铁木尔这种有点鲁莽，又没什么必要的挑逗会触怒她，但是明摆着，这点儿小便宜又让他占到了。对堂弟的这种能力，伊德里斯既厌恶又嫉妒。他总是注意到铁木尔的粗俗，觉得他缺心眼儿，又不解人意。他知道铁木尔不仅对妻子不忠，还作假逃税。在美国，铁木尔开了一家房屋按揭贷款公司，伊德里斯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大搞贷款欺诈。但是铁木尔交游广泛，即便惹祸上身，也总是能用好人缘、铁关系，以及那副人见人爱、假装无辜的面具加以摆平。长得帅可没坏处——肌肉发达的身体，碧绿的眼睛，带酒窝的笑容。伊德里斯觉得，铁木尔固然是个成年人，却还在享受着儿童的特权。

　　“很好。”阿姆拉说，“好吧。”她拉开挂在天花板上，权充隔帘的床单，放他俩进去。
　　女孩本名罗莎娜，可阿姆拉给了她一个简称，叫她罗诗。她看上去大约九岁，也许十岁，此时膝盖顶着胸脯，背朝墙坐在铁床上。伊德里斯马上放低了目光，一口凉气已经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地倒吸回去。可想而知，铁木尔才压不住呢。他咂着舌头，不停地说着“噢！噢！噢！”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充满了痛苦。伊德里斯瞟了一眼铁木尔，毫不吃惊地发现他已经眼泪汪汪，泪水戏剧化地在他眼眶里打着转儿。
　　女孩抽搐着，闷叫了一声。
　　“行了，结束了，都出去。”阿姆拉怒冲冲地说道。
　　到了室外，站在大门前破碎的台阶上，阿姆拉从浅蓝色护士服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皮红盒万宝路。铁木尔的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拿了支香烟，先给女护士点着，再给自己也点上。伊德里斯脑袋晕乎乎的，觉得恶心。他嘴里发干，担心自己吐出来，那可就丢人了，会让阿姆拉认准对他，对他俩的印象——富有的、总是大惊小怪的归侨，如今回到了家乡，被眼前的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而杀人的妖怪们已经离去。
　　伊德里斯本以为阿姆拉会申斥他们，至少把铁木尔骂一顿，可她的态度更像调情而不是责骂。这就是铁木尔在女人身上催生的效应。
　　“成。”她卖弄风情地说，“你说该怎么办，铁木尔？”
　　在美国，铁木尔用的是“蒂姆”。“9·11”事件后，他改了名，并且声称，自此以后他的生意差不多翻了两番。他告诉伊德里斯，改成这两个字，给他事业带来的好处比大学文凭还要多——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没上过。伊德里斯才是巴希里家族的大才子。可是这次回到喀布尔，伊德里斯听到他总是自称铁木尔。这种表里不一当然无伤大雅，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可还是让人耿耿于怀。
　　“刚才在里面的事我很抱歉。”铁木尔说。
　　“也许我惩罚你。”
　　“悠着点，小乖乖。”
　　阿姆拉把目光转向伊德里斯。“成。他是牛仔。你，你安静，懂事。你是个……怎么说来着……内向的人。”

　　“他是医生。”铁木尔说。
　　“噢？那么这一定吓着你了。这医院。”
　　“她出什么事了？”伊德里斯问，“罗诗出什么事了？谁干的？”
　　阿姆拉一下子变得严肃了。再讲话的时候，她的脸带上了一种母性的坚定。“我为她战斗。我和政府，和医院的官僚，和王八蛋神经外科医生战斗。每个步骤，我为她战斗。我不停下。她没有任何人。”
　　伊德里斯说：“我本来以为她有个舅舅。”
　　“他也是王八蛋。”她弹了弹烟灰，“成。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小家伙们？”
　　铁木尔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总的来说还算实话，说他俩是堂兄堂弟，苏联人蜂拥而至以后，他们两家人就都逃出去了，先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年，八十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安顿下来，这是二十年来他俩头一次回国。可他又说，他们回来是为了“寻根”，为了“教育”自己，为了“见证”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造成的后果。他说，他们想回美国唤起人们的认识，募集资金，以图“回报”。
　　“我们想有所回报。”他说。他把这句套话讲得那么真诚，真让伊德里斯害臊。
　　铁木尔当然不会道出他俩回到喀布尔的真正原因：索回曾经属于父辈的房产，他和伊德里斯十四岁之前住过的那幢房子。由于数以千计的外国救援人员突然涌入喀布尔，需要地方落脚，那座房产的价值如今已大大地飙升了。当天上午，他们去过那儿，去了那房子，现在那儿住了一群破衣烂衫、面色萎靡的北方联盟士兵。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住在马路对面，隔了三户人家。他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是个希腊来的整形外科医生。他请他们吃了午餐，还提出来带他们看一看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他为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在那儿有间办公室。他还邀请他们出席当晚的派对。到了医院，他们才听说那个女孩儿，无意中听到的——正门台阶上有两个护理员在说她的事，然后，铁木尔便用胳膊肘顶了顶伊德里斯，说：老兄，咱们应该去瞧一眼。
　　对铁木尔的故事，阿姆拉好像听烦了。她丢掉香烟，紧了紧橡皮筋，把金色卷发扎成发髻。“成。我今晚会在派对上看到你们小家伙吗？”

　　是铁木尔的父亲，也就是伊德里斯的叔叔，把他们打发到喀布尔来的。在过往二十年的战争中，巴希里家的老房子已经多次易手。重新确立房主的身份需要时间和金钱。阿富汗的法庭上已经积压了好几千件房产纠纷的案子。铁木尔的父亲说过，他们得“活动”一下，才能打通阿富汗官僚机构臭名昭著的懈怠和拖延，说白了，就是“找对人，送对钱”。
　　“这是我的强项。”铁木尔说，好像谁不明白他精于此道似的。
　　伊德里斯的父亲已经在九年前去世了。他跟癌症较量了很长时间，最后死在了家里，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伊德里斯陪在床边。他死的那天，家里乌泱乌泱来了一大帮人，叔叔舅舅，姑姑阿姨，各路朋友，还有好多熟人，坐在沙发上，饭厅椅子上，等到能坐的都坐满了，他们就往地板上坐，往楼梯上坐。女人们聚拢到饭厅和厨房，一壶又一壶地沏茶。伊德里斯是惟一的儿子，所有的文件都要他来签。有给验尸官的文件——此人大驾光临，来宣布他父亲已经死亡。还有给殡仪馆的文件，来的是几个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带着担架，抬他父亲的遗体。
　　铁木尔始终不离左右。他帮伊德里斯接电话，招待前来慰问的人潮，从亚伯烤肉馆订米饭和羊肉，这是当地的一家阿富汗饭馆，老板是铁木尔的朋友阿卜杜拉，铁木尔老跟他开玩笑，叫他亚伯大叔①。下雨了，铁木尔就帮那些上了年纪的亲友停车。他还从当地的阿富汗电视台叫来了哥们儿。和伊德里斯不同，铁木尔与阿富汗社群非常熟络，他有一次告诉伊德里斯，他手机通讯簿里的名字和号码不下三百个。他已经安排好了，阿富汗电视台当天晚上就会播出讣告。
　　那天午后，铁木尔开车，载着伊德里斯去海沃德市的殡仪馆。当时大雨倾盆，沿680号州际公路北行，车流缓慢。
　　“老兄，你爸爸对谁都好。他有自己的一套老传统。”他一边嗓音沙哑地说着，一边驶出了传教团匝道。他不停地用那只空着的手抹着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