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一个富人坠楼自杀,因为他买的股票暴跌了十分之三,而就在他对面的楼里,一对卖烧饼的夫妇,却因为今天的烧饼多卖了十元钱而欣喜不已。
　　其实,富人没必要自杀,看热闹的穷人说,他的钱已经不少了,就算亏了,剩下的都还够我们用一辈子。
　　穷人没学过经济学,好多事情搞不懂。刚好一位经济学家买了菜路过此地,看见这么多人都在关注自己专业所关注的事,就兴致勃勃站到台阶上讲解：“同样的钱,给富人和穷人带来的满意程度是不一样的,边际效用,懂吗？就是增加一个单位某种物品的消费给人带来的主观心理满足程度的增加。一块钱的边际效用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讲得很吃力,脖子一伸一伸地。穷人似懂非懂,想了想,说得也是,同样是一块钱,对富人来说,有它不多,无它不少,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俺们这种卖烧饼的人来说,多一块钱就足够高兴好半天了。
　　经济学家又说：“是啊,所以社会在分配财富时,应该偏向穷人。你们想想,要达到同样的满意程度,一个富人可能需要100块钱,一个穷人1块钱就够了,还不如从一个富人那里拿100块钱,分给100个穷人,富人虽然损失了一份满意度——他家大业大,这点损失也算不了什么——穷人却增加了100份满意度,从全局的观念讲,全社会总体的满意度还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得不少,两下相抵,整整是99%啊！”
　　穷人一听就高了兴,热烈鼓掌,有人还拿来一个板凳,让他站上去讲。
　　这边厢听众里也有富人,就冒出了冷汗。刚跳楼一个,还嫌不够啊！咱富人就不是人？你穷人要满意,富人就不要满意了？普天下人民都要幸福嘛,一个都不能少！
　　富人也认识别的经济学家,就把老熟人请来,也拿来一个板凳,让他站上去讲。
　　这位经济学家就讲开了：“人人是生而平等的,都有追求个体的效用最大化的权力,不能说为了满足一些人,就剥夺另一些人,不管剥夺多少,性质都是一样。为什么古代的富人都自己豢养家丁,守住自己的钱财；而在现代,富人们又都要通过立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呢？为什么？”经济学家用手指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向下面的人群逼视,下面的穷人就嚷开了：“因为富人太贪婪！太吝啬！”
　　“NO！NO！NO！”经济学家摆手,下面听讲的富人也奋力向周围的穷人反驳,两方吵成一团。站在凳子上的两个经济学家也互不相让,唾沫横飞地捍卫自己的观点。
　　人群越聚越多,车子堵了一大串,最后电视台来了,交警来了,殡仪馆也来了,强行把人群驱散,把跳楼的富人抬走。
　　晚上,电视报道了这次事件,还请了一个经济学家点评,他没有站上板凳,而是坐在演播室的高脚凳上,脚不沾地,腰杆挺直：“这个嘛,怎么说呢？我还是只能说说个人的观点,个人的观点。经济学嘛,是一门科学,但有些时候又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有些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些就不是那么普遍适用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关键要看站在什么立场去看。我们现在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作为群体的经济学家,必然分化为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有人为资本说话,有人为穷人呐喊,只要不违背客观事实,不违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基本良心,都是可以畅所欲言的。”
　　女主持人有点疑惑,问道：“良心是个软指标,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每个经济学家都有基本的良心？”
　　经济学家说：“既然承认经济学家是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那良心问题就不单是经济学家个人的问题了,而成了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事。既然社会是由穷人和富人共同组成,那么富人的成就和贡献就不能抹煞,穷人的苦难和权利也不能漠视,两者自然会找到平衡点。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他自有平衡的办法。你看我说得对不对？”他把头转向旁边的女主持人,女主持人习惯性地笑着,点头如捣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