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来就有追求大同的传统,平均主义是深入人心的,有人太穷,有人太富,必然就会有人站出来打抱不平,替天行道。
　　然而历来的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贫富问题,哪怕打出“杀富济贫”的旗号,以战争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也只是造就了少数新贵,这些农民出身的皇帝,并没有使人民过得更好。
　　现在的国人喜欢打麻将,麻将的最佳境界是一铲三,赢家通吃,把桌子上所有的筹码都扫到自己一方,所有赢家都是以对方的惨败为前提的。
　　以这种麻将思维去看待贫富问题,穷人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穷的原因归结为被富人掠夺了。于是抱怨自己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对富人充满仇恨。
　　然而社会经济的推进和赌博并不是一回事。赌本身不会使赌金增值,无非是怎么分一个蛋糕的问题,蛋糕的大小是恒定不变的,不赢即输,没有共同富裕的可能。换一种思维,如果把蛋糕做大,让社会总体的财富增加,即使在分配的时候,切去一块给做蛋糕的人,穷人的盘子里可能反而更多。
　　解决贫富分化,简单地杀富济贫肯定是不行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Amartya Sen)这样说：“对于改善贫穷人民情况的第一件事,是为他们争取平等权(Equity)。如果贫穷阶层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这对贫民便是大事,纵使这会使贫富更为悬殊。改善贫富悬殊是重要,但并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头来会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素质?”
　　阿玛依•森是一个被誉为“把良心和道德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他之所以认为改善贫富悬殊不是首要的问题,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认识：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富人更富,就有了投资的财富来源；如果富人肯投资,穷人就会通过就业改善现有的贫困。
　　富人多了不是坏事,富人的财富可能正是穷人生活来源的一部分。让富人先富一些,可以使富人有带动穷人摆脱贫困的资本,而穷人和财富不太多的“小富者”,是很难使更穷的人受惠的。我们过去曾经提倡自力更生,实际上是穷人的自救。贫困者当然可以自救,但自救的路很漫长,说不定自己还没走到终点就已经倒下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个高明的策略,然而剩下那一部分人能否也跟着富起来,却要由很多因素决定。
　　俄罗斯算不上是个穷国,但也不算富国,这原本没什么特别可说的地方,但当2002年福布斯的财富榜统计出莫斯科的亿万富翁竟然比纽约还多,位居世界第一时,我们就不能不为一种畸形而心痛了。
　　在一个不算富的国家,出现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富人群体,那必然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穷人被剥夺的程度比别的地方更甚。
　　可想而知,俄罗斯不是一个公平的地方。
　　俄罗斯在一次性私有化后,很多富有者都是前权力阶层的人士,他们从中夺得先机,瓜分了大量原本属于社会的资源。但资本市场又没发展起来,致使大量转为私有的财富,又大量地外流,成为很多欧美大银行的“黑色户口”。有人统计,俄国现有5000亿美元的私人现金存在这些户头中,是该国财库的500倍!有人认为还不止于此数,至少应该再加10倍!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仍然可以说明一点,俄罗斯是从绝对平均到绝对两极分化的国家,是一个以最快速度转换角色的国家,仅仅是一夜之间,前苏联全体百姓70年的积累,就成了极少数人致富的源泉。
　　分配不均并不是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绝对的机会不均才是绝对赤贫的根源。我们需要的不是向富人开火,而是向权力经济开刀,向垄断经济开刀,向一切有碍于公平竞争的制度开刀！只有让更多的人得到相对均等的发展机遇,社会总体的贫困线向上延伸,穷人的境遇才会更好一些。而穷人过得更好一些,富人睡觉也可以更安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