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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天回来我下了个决心：找黄科长。我知道自己拖拖拉拉犹豫不决就是某种自尊在作怪，还有，就是心不在焉；我不知道今后该怎样安顿自己——那颗心。很不幸，仍然还有个“心”的问题。我记起前些年看过一本书，它的名字被译为《心的概念》。真的，我至今都没有摆脱“心”的问题。我不信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勉为其难的生活会让一颗心从此安定下来。比如说眼下的状态，恍恍惚惚；再比如在岳母和梅子的声声催促下，我还是要涂涂抹抹。我知道停止了涂抹一切只会更糟。我的这个不良嗜好真是源远流长，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已经无可疗救——我从那所地质学院，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就开始了这种不能停息的、像害了一场热病似的吟唱和叹息。也许就因为这个难以革除的共同的病根，我才有了那长长的奔走、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告别地质学，告别杂志社，告别城市，最后又不得不告别那片平原，重新回到这座蜂巢一样拥挤和喧嚣的街巷。“我看见记忆衔住梳子／一群麻雀的种子洒向泥土／那只琴在北风里冲洗／外祖母的白发啊，翩翩的鹭鸟啊／两眼迷蒙眺望／那沙原上飘飘的水汽／一片茁壮的青杨在舞蹈……”
　　杂乱无章。如同梦游。好在它们有别于苦笑。它们时断时续，随手记在各种各样的纸片和本子上。有时我把它们写在孩子废弃的作业本空白处。
　　“爸爸的字可真丑……”小宁对母亲说。
　　梅子拣起那个写满了字的本子，皱着眉头。她每逢看到我写下的什么就是这样一副表情。我不知她为什么要皱眉。我想为梅子唱一首通俗易懂的滑稽歌谣。我在心里搜索崭新的词儿，找不出。可是每当我放松起来，就会捏起一支圆珠笔，毫不费力地在纸上写下：“春天暖洋洋／百鸟齐歌唱／革命人民恋爱忙／嘿，恋呀么恋爱忙……”
　　我回到这座城市之初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像过去一样，最后还是阳子第一个知道。他来玩，一次又一次带来崭新的画。每一次都是他一个人。他有一帮好朋友，一伙不无特异的男男女女——他们可都是艺术家啊！他不敢把那一伙带到这里来，知道我不希望将这儿变得乱哄哄的。我羡慕阳子，有时甚至想：追根溯源，我们可能是由完全不同的某种动物进化而来的。他永远欢蹦乱跳，适合在阳光下生活。他结识的人多，听到的消息多；从他嘴里吐出的每一句话都无忧无虑，像琴键上蹦出的欢畅激越的音符……他每次离去，会使这个屋子变得倍加清冷。而我只能更多地在纸片上涂抹。

　　“那时还小哩／老黄牛驮了时光／镰刀上的胡须又白又长／赤脚从大李子树下走过／朝圣一般拘谨／转眼是原野上的疾跑／是一道少年的闪电……”我刚刚把它合上，又一首滑稽歌谣从脑际流过：
　　“岳母胖乎乎／是个大老粗／岳父是好人／善于玩深沉……”
　　梅子收拾纸页时看到了。她这一次很快吐出两个字：无聊！
　　真的无聊。就像一篇文章由于有了一个准确的命题，一下变得清晰起来：我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无聊的，而那莫名的烦躁就是由它引起。我常常不由自主就要向她和小宁发点脾气。有时甚至想吵几句，好像害怕冷场似的。当然，我们吵嘴的题目常常离不开那个宝贝岳父。因为他很好玩。吵来吵去，梅子就归结成这样一句：
　　“你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父亲，从来不知道维护我的父亲。”
　　我记得类似的抱怨和指责已经许多了。在这无聊的时刻，我突然灵感大发，终于也归结出一句：
　　“我维护劳动的父亲。”
　　一阵沉寂。我们俩不吵了。梅子望着我，任我说什么她都不再回答。够了，我想。你瞧，我心里很骄傲呢。我就是有各种办法对付别人呀。
　　如果这个上午再不去黄科长那儿，梅子回来会失望的。这一上午挺好的时光又要被我糟蹋了。我该马上去了。
　　终于结识了黄科长。
　　原来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矮小老头。他的气色出奇地好，胖乎乎的，头发稀疏，脸庞上长着一对惊厥的眼睛。他看我时，不知怎么让我觉得这人似曾相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他只偶尔到我岳父家里去一次，连梅子也刚刚熟悉不久。他握住我的手时，我突出的感觉是这双手这么小、这么软又这么温暖。一想起自己就要受惠于此人，想起他将帮我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生活问题，心里就涌出了一点感激，还有一点惭愧。可是当我认真地注视他，特别是看到他张嘴说话的时候，又马上沮丧了。因为我一看到那对桀骜不驯的门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操的是一口奇怪的普通话，掺有浓浓的南方味儿。谈了一会儿他更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呢。他的老家也在东部平原上，只不过“参加革命已经很早了”。也许他的那些战友们当中有南方人，也许他直接就在南方工作过一段时间。只是谈得久了，我才多多少少听出了一些乡音。他说：“这事情很简单啦，只到那里去登个记，办一下手续，然后也就行啦。”

　　“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
　　“工作嘛是很闲散的啦。当然，对你嘛还是文字工作啦。”
　　他捏弄着一双小得让人吃惊的手掌：“我也在他们那儿啦，离休之后就分担了一点点社会工作啦，闲散得很。今后我们俩一块儿打交道的时间也就长了。”
　　说到这儿他朝里屋喊了一声。出来一个鼻子尖尖、说话瓮声瓮气的姑娘。他对她说一句：“我们走了。”
　　那姑娘看也不看我，只对他点一下头，“嗯”了一声退进里屋。
　　我和黄科长出门。他说：“很近啦，用不着乘车，拐一个弯，再往前走二百多米就到了。”
　　我们穿过一个很热闹的露天市场，接着又走入一条斜巷。这条巷子很僻静。黄科长说：“我这一带可是熟啊，我在这一带住了二十多年。你看见前面那个牌子了吗？”
　　我发现那里有很多牌子，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个。这是一幢破旧的水泥楼，上面的很多玻璃已经碎了。黄科长伸手指指一块黑色的牌子：“人才交流中心”。我愣了一下。黄科长说：“这不过是挂个牌子而已，档案关系要放在这儿。你具体是在‘营养协会’工作啦。”
　　我的耳边嗡嗡响着他的话，心里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牌子。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是一个“人才”！

　　我每天和梅子一块儿走出家门，她往西，我往东。我们都去上班。我手提一个人造革棕色皮包皮，每天去黄科长那儿。
　　“大老爷们／走在街上／手拿提包皮／摇摇晃晃……”一首滑稽歌谣脱口而出。我真的感到了周身轻松，像突然解脱了似的。这从梅子的笑脸上也可以领悟。我在家里，甚至是在这座城市里，都体验了一种崭新的和谐与谅解。我想在这个周末再到岳父岳母那儿去待一会儿，感受一下那种“上班效应”。
　　是的，一个男人到了四十多岁就尤其不可以独来独往，更不能闷在屋里。如果他恰在这个时候失业了，那也就意味着——完了。为什么完了？不知道，反正是完了。尽管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那个“人才交流中心”与正在效力的“营养协会”是一种什么关系，没弄明白黄科长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还是感到了一点点安慰。当时我问黄科长：“就到‘中心’来上班吗？”
　　“不，‘中心’下边还有许多‘协会’，你在我们的协会。”
　　“协会在哪儿？”
　　黄科长捏着小手：“现在房子很紧张，办公地点也成问题。不过这都是小事情啦，解决起来很容易的。有关同志正在跑这个事情。这一段么，我都在自己家里上班。我家里很宽绰，你就到这里来好了。”
　　当时我立刻由兴奋转入失望。因为我所期待的上班是像梅子那样，坐一段车或骑一段自行车，到某个办公楼的某一张桌子旁坐下，倒一杯茶，翻一下杂志或报纸，然后完成负责人交办的某一事项。我期待的是这样一种秩序和环境。因为无论是谁，我、我周围的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节奏和环境。
　　“到你的家里……”我嗫嚅着。
　　黄科长一笑，摆摆手：“暂时的嘛，我那里一切都很方便。你去了就会知道啦，待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
　　就这样，我每天按时到黄科长家里去上班了。我安慰自己说：这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