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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从南山水利工地回来的那一年我刚刚七岁，正是上学的第二年。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来这样一个父亲。我哪里知道，他这个人其实才是真正可怕的，伴他一起来到的还有更大的灾难。他带给小茅屋无边的恐惧、懊丧、绝望，留给我一生难忘的恐怖。我得说，他带给我们一家的简直就是毁灭，或者说他不声不响地把我们一家推到了毁灭的边缘……我只有这时候才明白，我过去对于他的全部想象都破灭了，我往昔的思念显得多么可笑啊。
　　十几年后我还记得他归来的那一天、那个时刻，记得第一眼看到他时心底里泛起了怎样的惊惧：这分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这会是我的父亲？瘦弱、衰老，甚至是丑陋。我当时除了惊愕，还感到了一种难言的耻辱——直到许久许久之后，每当我想到第一眼看到的那副僵僵的眼神、吊在干腿上的半截黑裤，心里还要为他害臊……当然了，一切都需要慢慢改变，需要一点点扭转——可惜到了那一天，到了自己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骄傲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刚刚归来的父亲并未因为长年累月的苦役、因为无穷无尽的汗水而稍稍洗去了一点罪恶，而是相反，他变得更加罪孽深重了。我们全家很快从那些不断闯到小茅屋来的审讯者、监视者，从他们的声声呵斥和峻厉的眼神中明白了一切。每逢来了这样的人，外祖母就留下母亲支应他们，然后把我揽到屋内一个角落里。她一边护住我，一边听着隔壁的质问和大声怒斥。
　　那些长长的冬夜，北风吹响了林梢，好像怒涨的海水随时都会覆盖过来。我偎在外祖母身边，听着父亲在隔壁一声连一声咳嗽，母亲压低声音说话……那些夜晚啊，不一定什么时候，来自园艺场或附近林子里的民兵就要闯进来，他们照例什么都不解释，只吆喝着将父亲一把拉走。
　　“民兵”，这是我小时候最害怕的两个字。我们茅屋四周总有掮枪的人，他们是被指派来监视父亲的。其实全家人都在他们的盯视之下。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事，连走路都轻轻的，说话时声音也要压得低低的。父亲平时要被喊到离我们家五六华里的一个小村去做活，因为他没有资格在园艺场做工，做临时工也不行。
　　可以想象，父亲如果早一年回来，我上学的事肯定会化为泡影。妈妈当时为了让我上学费了多少心思。因为总要上学啊。可是除了园艺场子弟小学之外，离这儿最近的学校也有二十华里。妈妈一次次央求，好说歹说才被应允。我终于要上学了，这是我们在当年惟一一件值得庆幸和纪念的事情。
　　上学前，妈妈和外祖母一遍遍叮嘱我：千万要听话啊——听各种人的话，老师的，同学的，反正无论是谁都不要招惹，千万别招惹别人啊。她们说求得这样一个机会多么不易，稍有闪失，这辈子就再也别想上学了——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这是我必须记住的，即在外面千万不能提到他，不能提到父亲。
　　就这样，我心里装着一大堆禁忌，战战兢兢背上了书包皮。尽管如此，出门后全身都是难言的兴奋，还有一点紧张和胆怯，心跳一个劲儿顶撞胸脯。难忘那个春天的早晨，当我翻过小果园后面的沙岭慢坡，斜穿过一片灌木林，进入更大的一片果园时，一眼就会看到一片红砖房子。那儿有冬青树墙，有垂柳，有水泥筑成的乒乓球台和草地。操场很大，边上长了可爱的法桐树。一排排穿得花花绿绿的学生正从红砖房里走出来，唱着歌。我像看着神话中才有的这一切，激动得一声不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