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午夜1点。
　　斯塔基独自一人坐在长桌边，仔细地翻阅着一摞黄色稿纸，里面的内容惊得他目瞪口呆。从西点军校一名摸不着头脑的新生直到今天，他为国家已经服务了整整36个年头。他得到过奖章，受到过总统接见，向总统提过建议，有时他的建议还被采纳。什么样的事情他都经历过，可是这次……
　　他的心里笼罩着一团连他自己也不敢承认的恐惧感。这是一种足以使人疯狂的感觉。
　　他猛地站起身，膝盖在桌子上磕了一下，一页稿纸轻轻从桌边滑落，在空中慢悠悠打着旋飘到镶嵌瓷砖的地板上，一半隐在桌下的阴影里，一半露在外面。如果留心的话，能够看到上面写着下面一些文字：
　　未经核实
　　似乎极有可能
　　品系编号为848－AB
　　坎皮恩（男），萨莉（女）
　　抗原转型及突变。极其危险，
　　死亡率高，传染比例估计可达
　　99.4%。亚特兰大瘟疫中心已经了
　　绝密文件。（完）
　　P－T－222312A
　　墙上装着5部监视器。斯塔基走过去，在中央的屏幕下面按了一下按钮，忽地现出一幅画面。这里是加利福尼亚州沙漠区，一片荒凉，红外摄像的浅红色调在荒凉中平添了几分阴森的感觉。
　　就是这儿，斯塔基想，蓝色工程。
　　恐惧感再一次袭遍全身。他把手伸进衣兜，摸出一个蓝色药片，他的女儿管它叫“镇静剂”。叫什么无关紧要，关键是看效果。他没有用水，而是把药片直接送到嘴里，下咽时那张刚毅的面孔不由自主地皱动了一下。
　　蓝色工程。
　　他把目光转向另一个监视器，然后又打开了其他的几部监视器。4号和5号监视器显示的是试验室。4号为物理实验室，5号为生物病毒实验室。生物病毒实验室里放满了动物笼，主要是天竺鼠、恒河猴，还有几只狗。这些动物似乎都还醒着。物理实验室里，一台小型离心机仍在不停地转来转去。斯塔基提过这件事，而且态度十分强烈。离心机这样起劲地转来转去，真给人一种见了活鬼的感觉，因为旁边就是埃兹威克博士的尸体，四肢伸展着，就像被大风吹歪的一具稻草人。
　　他们解释说，离心机和照明设备用的是同一个电路，如果关掉离心机，灯就会全部熄灭，而现场的摄像机没有安装红外设备。斯塔基明白了。可能还会有一些军界要员从华盛顿赶来看一看这位仅有1英里之遥的沙漠之下400英尺的地方命归黄泉的诺贝尔奖得主。关掉离心机就等于让这位教授永不见天日。道理很简单。她的女儿大概会管这叫做“第22条军规”。
　　他又吞下一片“镇静剂”，转头去看2号监视器。这幅画面最令他感到恶心。画面中一个男子脸泡在汤里。一个人会以这种方式了结一生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它使人想起了馅饼摔到脸上的滑稽镜头，可是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可就毫无滑稽可言了。
　　2号监视器是蓝色工程的咖啡厅。发生事故的时候正好是在换班时间，所以咖啡厅里人并不多。他想，对于这些死者而言，不管是咖啡厅，还是卧室，或者是试验室，在哪都没有什么区别，可像这样一头栽进汤碗里……
　　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一男一女蜷缩在糖果机旁边的地板上。一个身穿白色工作服的男人躺在投币式自动电唱机旁边。靠着桌子还有9个男人和14个女人，有的还紧紧握着满满的一杯可乐或雪碧，手掌早已僵硬。趴在镜头深处的一张桌子边上的男人名叫弗兰克·D·
　　布鲁斯，就是他脸泡在汤里。
　　1号监视器只显示了一个数字时钟，13号之前钟表的全部数字均为绿色，现在已经变成了浅红，停在06:13:90:02:37:16。
　　1990年6月13日2时37分16秒。
　　斯塔基听到身后传来几丝轻轻的响动。
　　他逐个关掉监视器，然后转过身，看到落在地上的一页稿纸，拣起来放回桌上。
　　“来。”
　　是克赖顿，他神情严肃，面色铁青。又有坏消息了。斯塔基平静地想。
　　“嗨，莱恩。”他低声地打了个招呼。
　　莱恩只点了下头。“比利。这个……天哪，我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你是军人，我想应该开门见山。”
　　“那些碰过坎皮恩尸体的人正在亚特兰大接受隔离检查，情况不妙。”
　　“都是这样吗？”
　　“5个可以确诊。有一个——他叫斯图尔特·雷德曼——一直是阴性。不过据我所知，坎皮恩也是有50个小时一直是阴性。”
　　“坎皮恩要是没跑就好了。”斯塔基说，“保安太差了，莱恩，太差了。”
　　克赖顿点点头。
　　“接着说。”
　　“阿内特已经隔离。那里已经发现了16个传染性极强的A级流感病例。这些只是症状比较明显的。”
　　“新闻界怎么样？”
　　“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他们以为是炭疽。”
　　“还有呢？”
　　“还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有一个叫乔·鲍勃·布伦特伍德的德克萨斯州高速公路巡警。坎皮恩最后到的加油站是他表弟开的。昨天上午他路过的时候告诉哈泼·斯科姆说医疗人员就要赶来。三个小时前我们找到了他，现在正送他去亚特兰大。当时他巡逻经过了大半个东德克萨斯，天晓得他接触过多少个人。”
　　“噢，不好。”斯塔基说。忽然，他感到一阵搔痒，从大腿根一直爬到腰部，不禁毛骨悚然。传染比例99.4%，他想。这个念头不知为什么在他的脑子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摆脱不掉。就是说死亡率高达99.4%，因为人体无法生成必要抗体制止抗原病毒的不断变异。只要人体产生对应的抗体，病毒就会变成一种新的形式。同样，人类几乎无法制造这种疫苗。
　　99.4%。
　　“上帝！”他说，“就这些？”
　　“嗯……”
　　“接着说，说完。”
　　克赖顿压低了声音：“比利，哈默死了。是自杀。他用配发的手枪从眼睛射入头部。蓝色工程技术资料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猜测他可能是觉得把这些材料留下来足以说明他自杀的原因。”
　　斯塔基闭上了眼睛。维克·哈默是——曾经是——他的女婿。这件事该怎么对辛西娅讲呢？对不起，辛迪。维克今天死了，脸泡在一碗冷汤里。来，吃一片“镇静剂”。是这样的，出了点大乱子。有人弄错了一台设备。有人忘了拉闸封闭基地。只差四十几秒钟，这四十几秒足以致命。这种设备内部称为“嗅探器”，由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制造，国防部合同号164480966。“嗅探器”由女性技术人员分工组装，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技术人员了解自己的工作性质。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可能正在一门心思想着晚饭吃些什么，而另一名负责质检的工作人员可能在考虑把自己的私车卖掉。总之，辛迪，最后一次巧合是4号保安岗一个名叫坎皮恩的男人及时看到数字变红，在基地关闭之前逃离了现场，他带着自己的家人慌忙出走。4分钟后开始报警，我们随即封闭了基地，就在这个时间之前，坎皮恩开车穿过了大门。谁也没有想到找他，直到将近1个小时之后才发现问题。大家都以为他还在坚守岗位等着嗅探器划分感染区与非感染区。这样一来他就有了脱身的机会。坎皮恩非常聪明，知道如何利用各条小路，而且相当幸运，他走的路没有一条把车子陷祝有关部门一直在犹豫是否通知州警察局或者是联邦调查局，或者同时通知这两个机构，坎皮恩利用这段时间驱车狂奔，等到总部决定处理此事的时候，这个幸运的家伙——这个已经被感染的幸运的家伙——已经赶到了德克萨斯，最后抓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再跑了，因为他和妻子女儿在一个名叫阿内特的可恶的小镇上瘫倒在车里了。德克萨斯州阿内特镇。辛迪，我的意思是，这些全都是巧合。请原谅，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的前夫没有什么过错，但他是这项工程的负责人，他亲眼看到了局势失控，于是就……
　　“谢谢你，莱恩，”他说。
　　“比利，你是不是想……”
　　“我过10分钟就好。过15分钟你安排一次全体会议。如果谁还在睡觉，把他给我揪起来。”
　　“是，长官。”
　　“莱恩，还有……”
　　“什么事？”
　　“很高兴是你通知的我。”
　　“是，长官。”
　　克赖顿转身走了。斯塔基看了看手表，然后向墙上的监视器走去。他打开2号监视器，背起手，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蓝色工程一片死寂的咖啡厅。
　　第5章
　　拉里·安德伍德把车开到了街角，发现消防栓和垃圾筒中间刚好有一块地方可以停下他的三菱汽车。那只垃圾筒不知是谁丢在排水沟里，散发出一股恶臭。拉里仿佛看见一只已经僵硬的死猫，一只老鼠在它白白的肚子上连啃带咬。车灯闪了一下，老鼠忽地没了踪影，动作快得让人觉得刚才只是个错觉。那只猫仍静静地泡在一洼臭水里，一动也不动。既然猫是真的，那么老鼠也不是错觉了。拉里一边关掉发动机一边想。好像有人说过，巴黎的老鼠堪称世界第一吧？都是那些老旧的下水管道成了它们的安乐窝。但纽约也毫不逊色。这是怎么了，把车停在这幢褐色砾石的危楼前面，干嘛老想着那些老鼠？
　　5天前，也就是6月14日，他还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利福尼亚，那里是瘾君子、宗教狂的天下，那里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摇摆舞夜总会和迪斯尼乐园。凌晨4时15分，他横跨大陆，来到了美国东海岸，交费后通过了特里博拉夫桥。灰色的细雨一路下个不停。只有在纽约，初夏的毛毛雨才会是如此沉闷。东方的天际泛起些许白色，拉里现在可以看到雨滴聚积在车的挡风玻璃上，眼前一片模糊。
　　亲爱的纽约：我回来了。
　　也许北方佬还在城里酣睡，那可能还算不虚此行。坐地铁到体育场，喝杯啤酒，吃几个热狗，然后盯着那些北方佬离开克利夫兰和波士顿，开始他们一天的营生……
　　他一阵胡思乱想，略一定神，发现天已经亮了许多。仪表板上的钟指在6点5分上。他一直在打盹儿。那只老鼠是真的，他看到了。老鼠又回来了。它已经在那只死猫的肚子上开了一个大洞。拉里感到有些恶心。他想按按喇叭把老鼠彻底吓跑，可面前沉睡的楼房和楼前森然摆放的一只只空垃圾筒让他泄了气。
　　他向下矮了矮身子，这样就可以看不到老鼠吃早餐了。老兄，拜托，再咬一口，就回你的下水道去吧。今晚是不是移居到北方佬体育场？或许我会看到你，老朋友。但我担心你看不到我。
　　楼前的墙壁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父亲在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那时附近的环境相当不错。两只石狗守着台阶，台阶上去是一道双层门。在他匆匆赶赴滨海地区的前一年，一些坏蛋就已经把右面的那只石狗从前爪以上全部砸毁了。现在，两只狗踪影全无，只有左边的那只留下了一只后爪。也许成了某个波多黎各吸毒者临时寄身处内的装饰物。或者是那些老鼠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把它拖到了某个废弃的地下道。说不定，它们把他的妈妈也带走了。他想他至少应当爬上台阶，看看她的名字是否仍写在15号公寓的信箱上，但是他太疲倦了。
　　不，他只想坐在这儿打盹，相信他胃里残留的红酒能让他在7点左右醒来。然后，他再去看看他的妈妈是否还住在这儿。她搬走了也许最好。也许那样他就不用担心北方佬了。也许他就能干脆住进比尔特摩旅馆，大睡3天，然后开车返回西部的黄金海岸。天光渐亮，细雨濛濛。拉里只觉得头痛腿麻。纽约就像一个命归黄泉的妓女，令人厌恶，却也有几分魅力。
　　他的思绪又一次走远了，反反复复地琢磨最近9个星期以来发生的事，想找到一把钥匙，解开每一个谜，弄清楚为什么6年来一直处处碰壁，无论是在夜总会演奏，灌制示范唱片，还是开音乐会，都是小打小闹，而在9个星期内竟然一举成名。想把头脑中的事情捋顺，就像想吞下一只球形门拉手一样难。他想，一定有个答案，能够让他排除不祥的念头，不去相信一切都是心血来潮，用迪伦的话说，仅是命运无常而已。
　　他已经昏昏欲睡了，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一遍一遍反复琢磨，把所有的事搅在一起，仿佛是某种预感：那只老鼠，猛吃死猫的尸体，大口大口地咀嚼，在那儿寻找更美味可口的东西。我的老好人，这就是丛林规则，如果你在丛林中，是非上吊不可……
　　18个月前，一切才真正开始。当时，他正在伯克利的一间夜总会与破衣烂衫幸存者乐队合伙演奏，是一个哥伦比亚人打电话叫他来的。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也要靠自己去苦苦挣扎。尼尔·戴蒙德想灌制一首他的歌，名叫《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
　　戴蒙德正在制作唱片集，收集了他自己的作品，还有冬青二人组的一首老歌——《佩吉·苏结婚了》，可能还有这个拉里·安德伍德的曲子。问题是拉里愿不愿意来灌完一张示范单曲后参加音乐会？戴蒙德想再添一把低音吉他，而且他非常喜欢这首曲子。
　　拉里说可以。
　　音乐会持续了3天，效果不错。拉里见到了尼尔·戴蒙德、罗比·罗伯逊，还有理查德·佩里。他的名字也印到了唱片套的内侧，得到了一份配唱的报酬。但那首《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没有制成唱片。因为在音乐会的第二天晚上，戴蒙德带来了一首他的新歌，用它代替作了唱片。
　　你瞧，那个哥伦比亚男人说，这太糟了。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再制那首曲子了。我看看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拉里因此制作了那张唱片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街上。在洛杉矶，日子很难过。虽然有几场音乐会，但不是很多。
　　他最后在一间高级夜总会找到了一份弹吉他的活儿，低声吟唱着一些类似《轻轻地，我离开你》和《月亮河》这样的伤感歌曲，伴着这乐曲，一些老家伙一边吃着意大利面条，一边谈生意。他嚓嚓地将歌词记在纸上，因为，不这样的话，他就会把歌词弄混，或是全忘了，当他唱到“姆姆姆姆，嗒－嗒－姆姆姆姆”的时候，就弹奏和弦，文雅的样子像托尼·贝内特在即席演奏似的，感觉像一个傻瓜。在电梯和超级市场里，他会神经兮兮地突然想起酒吧里时常不断播放的录音助兴音乐。
　　9个星期前，那个哥伦比亚人突然打电话给他。他们想将他的示范曲制成一张单曲，问他是否同意并且把唱片的另一面也灌曲？拉里说没问题。他可以做。因此，在一个星期天下午，他一头钻进了哥伦比亚人在洛杉矶的录音棚，在大约一个小时内，他用自己的声音双槽录制了《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然后在唱片的另一面录上了他给破衣烂衫幸存者乐队写的一首歌《小小救世主》。哥伦比亚人给了他一张500美元的支票，并让他和唱片公司签了一份极不平等的合同。他握着拉里的手，告诉他有他加盟真是太好了，当拉里问他如何推销这张单曲唱片时，他给了他一个怜悯的微笑，然后他就走了。去兑换支票已经太晚了，所以拉里只得揣着这张支票去参加吉诺的演出。
　　7个星期前，哥伦比亚人又一次打电话给他，让他去取排行榜的复印件。拉里成名了。《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成为当周的三大热门金曲之一。拉里给那个哥伦比亚人回了电话，哥伦比亚人问拉里愿不愿意与一些真正的大腕儿一起共进午餐，讨论他的专辑。他们都非常喜欢那张单曲唱片，当时已经在缅因州的底特律、费城和波特兰电台播放。这首歌像是要火爆起来，还在底特律灵魂乐电台连续4个晚上的声乐大战中夺魁。没有人知道拉里·安德伍德其实是个白人。

　　那次午宴他喝得大醉，鲑鱼的滋味他浑然不知。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已经飘飘欲仙了。一个大腕还说他看到《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摘走明年的格莱梅大奖也不会感到意外。这些话在拉里听来都很顺耳。回到寓所后，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会有一辆卡车迎面冲来，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然后发现竟是黄粱一梦。那个哥伦比亚人又签给了他一张2500美元的支票。回到家的时候，拉里抄起了电话，一阵猛打。先是打给吉诺。拉里让他另请高明代他在顾客吃恶心的半生不熟的意大利通心粉时演唱《黄鸟》。然后，他打电话给他能够想到的每一个人，包皮括幸存者乐队的巴里·格里格。打完电话后，他跌跌撞撞地晃到了大街上。
　　5个星期前，那只单曲闯入了“百首热门歌曲”排行榜。位居第89位。当时的洛杉矶已是春意盎然，5月的下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洁白的楼宇与蔚蓝的大海形成鲜明的对比，显得有些耀眼。那天，他第一次在收音机中听到自己的排名。当时，有三四个朋友在他家，包皮括他的现任女朋友，他们都在心平气和地享受可卡因。拉里正从小厨房出来，走到起居室，手里拿着一只巧克力果仁饼的袋子，当时正在播放熟悉的一个节目的广告词——新歌大……放送。然后，当喇叭里传来他自己的声音时，他一下子呆住了。
　　“上帝，是我。”他说。他把巧克力果仁饼掉到了地上，目瞪口呆地站着，他的朋友们鼓起掌来。
　　4个星期前，他的单曲跃升至排行榜的第73位。他开始感觉自己像是突然被推进了一部老式无声电影里，那里的一切都快得不得了。电话铃声不断。哥伦比亚人正在为这张唱片摇旗呐喊，希望从这首单曲的成功中大捞油水。
　　总是老调重弹。那些保证这会是5年来最高记录的话源源不断地涌入他麻木的耳朵里。经纪人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他们听起来都如饥似渴。他开始服用兴奋剂了，觉得似乎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自己的歌。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他在“灵魂列车”节目中听到了他的歌，那一天里，他一直在使自己相信，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忽然觉得朱莉和他难舍难分，她是自他在吉诺演奏爵士乐之后一直约会的女友。她把他介绍给各式各样的人，有一些人他真的不想见。她的声音开始让他联想到那些他从电话里听到的未来经纪人。经历了一次冗长、沉闷和尖刻的争吵后，他和她分手了。她冲着他大叫着，说他的脑袋会大得连录音间的门都过不去，还说他欠她500美元的毒品钱。她威胁要自杀。之后，拉里感觉好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枕头大战，所有的枕头都像是充满了劣质毒气似的。
　　3周前，他们开始录制唱片集，拉里拒绝了许多“为你自己着想”的建议。他利用了合同给他的自由余地。他找到了破衣烂衫幸存者乐队的三个成员——巴里·格里格、阿尔·斯佩尔曼和约翰尼·麦考尔——以及其他两个过去曾和他共事的乐人，尼尔·古德曼和韦恩·斯图基。他们在9天内制成了唱片集，显然，这是他们能够得到的全部制作时间。他们想，哥伦比亚人似乎需要一张能代表20周经历的唱片集，以《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开始，以另一首歌结束。拉里的野心还不止于此。
　　唱片集的封面是一张拉里浑身沾满泡沫躺在一个老式浴盆里的照片。上面写着“小小救世主”和“拉里·安德伍德”的字样。哥伦比亚人都想称这张唱片为《宝贝，你满意你的男人吗？》，但拉里坚决反对，他们最后勉强同意在塑料薄膜包皮装上粘贴“内有上榜单曲”的标签。
　　两个星期前，那首单曲排名47位，开始举行招待会了。他在马利布租下了一套海滨别墅，租期是1个月，自那以后，事情变得有点儿糊里糊涂的。人们进进出出，而且越来越多。他认识一些人，但其余大多数都是生面孔。他想起更多的经纪人对他大肆吹捧，他们想“进一步发展他成功的事业”，他想起一个女孩，刚刚吸过毒品，有了幻觉，在骨白色的沙滩上一路狂笑奔跑，浑身一丝不挂。他想起用鼻子吸入可卡因，再用龙舌兰将它送入。他想起星期天早晨被摇醒，一定就是一个星期之前，去听卡西·卡西姆报导他的排名已首次进入“美国40首金曲”的第36名。他想起他喝了很多的红酒，迷迷糊糊地为买一辆三菱车讨价还价，最后用寄来的4000美元版税支票将它购得。
　　到了6月13日，也就是6天前，韦恩·斯图基让拉里陪他去海滩散步。虽然只是早上9点，立体声录音机和两台电视声音都开着，听起来像是地下娱乐厅的狂欢节目不绝于耳。拉里一直坐在客厅的软椅上，只穿着衬裤，神情严肃地看着《超级少年》连环漫画。全神贯注，但书中的词汇在他的脑中没形成任何概念。韦格纳尔的节目从四声道喇叭里吼出，如雷灌耳，韦恩和拉里讲话时总是要叫上三四遍才能让他听清。拉里点点头。他觉得自己可以出去走上几里路。
　　但当阳光像针一样刺入他的瞳仁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不去散步了。他的双眼似乎变成了放大镜，很快太阳就会从中射过，时间一长就会点燃他的大脑。他可怜的锈住了的大脑感觉就像易燃物。
　　韦恩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一定要去。他们走到了海边，踩在温热的细沙上，拉里终于觉得出来走走无论如何是个好主意。海浪退潮发出的低沉的声音已逐渐平息。一只海鸥振翅高飞，盘旋在蓝天上的样子好像一个素描的白色字母M。
　　韦恩紧紧地拽着他的胳膊。“快点走。”
　　两人一气走了几里路，直到拉里感到精疲力竭。他头痛得很厉害，脊柱感觉快成玻璃做的了。眼球阵阵跳动，腰部隐隐作痛。
　　“韦恩，我想回去了。”
　　“让我们多溜达一会儿。”他想韦恩正在很奇怪地看着他带着一种恼怒和怜悯的复杂表情。
　　“不，伙计，我只想把裤子穿上。不然会因为过分暴露而被逮起来。”
　　“在这边的海滩上，即使你在腰上围一条印花大手帕，让你的睾丸在外面吊着，也不会因为过分暴露而被捕。来吧，伙计。”
　　“我累了，”拉里牢骚满腹地说。他开始对韦恩感到十分恼火。这是韦恩报复他的方式，因为拉里一举成名，而韦恩只在新专辑中占有电子琴伴奏的一席之地。他跟朱莉没什么区别。现在每个人都恨他。每个人都把刀子掏了出来。他眼睛很快被泪水模糊了。
　　“来吧，伙计，”韦恩又说了一遍，他们又迅速回到了海边。
　　他们也许又走了一里，突然拉里的两条腿大肌都抽起筋儿来。他大叫着跌到了沙子上。感觉像一对短剑突然插到他的肉中。
　　“我抽筋了！”他叫道，“啊，伙计，我抽筋了！”
　　韦恩蹲到他身边，把他的腿拉直，痛苦再次袭向他。然后韦恩开始给他治疗，敲打着肌肉绷紧突起的部位，按摩着。终于，缺氧的组织开始放松。
　　拉里一直憋着气，开始有点喘不上来气了。“啊，伙计，”他说，“谢谢，太……太疼了。”
　　“是啊，”韦恩说，“拉里，我想肯定会这样。现在怎么样了？”
　　“好了。嘿，我们先这样坐一会儿，然后回去吧。”
　　“我想和你谈谈。让你到这来是迫不得已，这样才可以直言不讳。”
　　“韦恩，你想说什么？”他想，他终于言归正传了。
　　“拉里，招待会该结束了。”
　　“什么？”
　　“招待会。你回去的时候，拔掉所有插头，给每个人他们的汽车钥匙，感谢他们共渡美好时光，目送他们出门。彻底摆脱他们。”
　　“我不能那样做！”拉里说，他感到震惊。
　　“你最好能这样。”韦恩说。
　　“但为什么？伙计，这场招待会才刚刚开始！”
　　“拉里，哥伦比亚人事先给了你多少钱？”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拉里狡黠地问。
　　“你想我要拍你的马屁，拉里？想想。”
　　拉里思索了起来，他越来越糊涂了，他意识到韦恩·斯图基没有理由向他伸手要钱。他还真的没有那么做过，他像帮拉里制作专辑的大多数人一样为工作而大战，但他又不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韦恩来自一个富裕家庭，与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韦恩的父亲拥有一家全国第三大的电子游戏公司，斯图基一家在贝尔埃尔有一所像模像样的宫殿式的房子，拉里意识到他目前骤富的财产在韦恩看来可能像是小香蕉。
　　“我想不是，”他声音嘶哑地说。
　　“那有多少？”
　　拉里仔细地想了想。“实话实说，一共7000。”
　　“他们每季度支付你单曲的版税，每半年支付专辑的？”
　　“是的。”
　　韦恩点点头。“他们一直拿着它直到你大嚷大叫为止，这帮坏蛋。抽烟吗？”
　　拉里拿了一支，点着了火。
　　“你知道这次招待会花了你多少钱？”
　　“当然知道，”拉里说。
　　“你租这套别墅不会少于1000块的。”
　　“是的，没错。”目前是1200美元，外加500美元的损坏物品押金。他已经支付了押金和半个月的租金，共计1100元，还欠600元。
　　“兴奋剂多少钱？”韦恩问。
　　“噢，伙计，你一定有问题。它像是乐之饼干里面的干酪……”
　　“有钱才有可卡因。快说，多少？”
　　“该死的东西，”拉里生气地说“500加500。”
　　“转天就不见了。”
　　“简直是地狱！”拉里惊奇地说，“伙计，今天早上我们出来时我还看到有两锅。大部分没有了，可是……”
　　“伙计，你不记得那个水手了？”韦恩突然维妙维肖地模仿起拉里拖泥带水的声音。“杜威，把它记到我的账上。把锅都填满。”
　　拉里越来越恐惧地看着韦恩。他确实记得起来这个家伙，小个子、头发刚硬，留着与众不同的发型，就是那种10年或15年前，我们称之为吹剪式的发型，一个留着吹剪式发型，穿着前面印有“耶稣就要来临，他要大发雷霆”的T恤衫的小个子男人。这家伙似乎是个天生的瘾君子。他甚至还记起曾告诉这家伙，水手杜威，让填满他待客的锅，账就算在他身上。但那曾经是……嗯，已经是几天前的事了。
　　韦恩说：“很久以来，这是发生在水手杜威身上最好的事，伙计。”
　　“他欠我多少钱？”
　　“钱倒没什么。已经贬值了。1200块。可卡因花了8张大票。”
　　过了一会儿，拉里都想吐了。他一声不吭地瞪着韦恩。他想说出来，却只张了张嘴：9200块？
　　“通货膨胀吧，伙计，”韦恩说。“你想要剩下的？”
　　“楼上有台彩电。有人用椅子把它砸坏了。我想过修它需要300元。楼下的木制镶板已经坏得不成样子。400元。运气不错。朝着海边的落地窗前天已被打碎。300元。起居室的羊毛地毯已经全部毁坏——烟头烫、啤酒、威士忌。400元。我打电话到酒店，他们很高兴他们的进账，就像水手一样高兴。600元。
　　“喝酒喝了600元？”拉里小声说。忧郁和恐惧从头到脚地笼罩了他。
　　“还要感谢他们大多数人狂饮的只是啤酒和葡萄酒。你在超市有400元的帐，大多数是比萨饼、油煎土豆片、肉末玉米卷，这些不值钱的东西。但最糟的是谣言四起。很快，警察就要来了。要打破这里的和平。你有四五个不法分子在搞海洛因。这个地方有三四盎司的‘墨西哥棕’毒品。”
　　“这也算在我的账上？”拉里嗓音沙哑地问。
　　“不。水手并没有同海洛因搞在一起。那是一个组织的帐目，而水手并不喜欢水泥牛仔靴的主意（他会脚底抹油地溜走）。但一旦警察到来，你肯定会看到拘捕也会算在你的账上。”
　　“但我不知道……”
　　“只是一个天真的、容易上当的人，是吧。”
　　“可是……”
　　“你为这次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的小活动已背了超过12000美元的账，”韦恩说，“你出去买了那辆汽车……你记在账上欠了多少钱？”
　　“25，”拉里说了个数，话里带着哭腔。
　　“到下次付你版税前，你还有多少钱？2000元？”
　　“差不多，”拉里说，他不能告诉韦恩他没剩那么多：只有大约800元，一半现金，一半支票。
　　“拉里，你听我说，因为你不值得说两遍。总是有聚会等着举行。不光在这儿，世上只有两样东西永恒不变，一是牛拉屎，一是聚会。这帮人跑来，就像河马背上的小鸟。现在他们来到了这儿。把他们从你的腐尸上摘除，送他们上路。”
　　拉里想到别墅里还有几十个人。他知道也许此时只有一个人在。想到要对人们说让他们离开，不禁让他感到喉头发紧。他可能会失去他们对他的好评。另一种相对立的景象又浮现出来：水手杜威又填满了待客用的锅，从他身后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在账单的底部把它们全都记下来。
　　韦恩平静地观察着他在两种画面间抉择。
　　“伙计，我会看起来像个大傻瓜，”拉里最后说，他恨这么软弱而粗鲁的话语从自己的嘴中蹦出。
　　“是的，他们会对你有很多说法。他们会说你要进好莱坞了。要成大牌明星了。要忘记老朋友了。其实，拉里，他们中没有一个是你真正的朋友。你的朋友看到3天前发生的一切，就已经撒手而去了。看到一个朋友尿了裤子而自己甚至还不知道不是那么有趣的事儿。”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拉里突然很生气地问。当他意识到他真正的朋友已离他而去，并回想起他们所有人的借口都是那么牵强时，一股无名之火涌上心头。巴里·格里格曾把他拉到一边，想跟他谈谈，但拉里那时真的要飘飘欲仙了，他只是点着头，宽容地朝巴里笑着。现在，他怀疑巴里是否也一直想这样骂他。他越想越尴尬，越想越生气。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他又问了一遍，“我觉得你也并不是他妈的那么喜欢我。”
　　“是的……我确实也不喜欢你。除此之外，伙计，我不能说。我能让你在这事上碰一鼻子灰。一次对你就够了。”
　　“你什么意思？”
　　“你会对他们说的。因为你身上有一种强硬的气质。成功需要多少代价，但你毕竟成功了。你会有一段辉煌的事业。5年后没有人会记起缠绵的流行音乐。只有高中的暴扑乐手还会收集你的唱片。你会发财的。”
　　拉里双手攥着拳头。他想把眼前这张平静的脸敲烂。韦恩正在说的话，让他觉得自己像停车指示牌旁边的一小堆儿狗屎。
　　“回去取消招待会，”韦恩轻柔地说，“然后开车走。伙计，就走。在外面呆一阵儿，直到下一张版权税支票在等着你。”
　　“可是杜威……”
　　“我会找人对杜威说的。我十分荣幸这样做，伙计。他会告诉杜威等着他的钱，像个好孩子，而杜威会很高兴地答应的。”他停了下来，目光追随着两个穿着鲜艳游泳衣的小孩在沙滩上跑。一条狗伴其左右，冲着蓝天大声欢快地叫着。
　　拉里站了起来，勉强道了谢。海风吹进吹出他的旧内衣。他嘴里说出的话像一块一块的砖头。
　　“你要转移到别处，好好地想一想，”韦恩说，站在他身旁，两眼仍注视着那两个孩子。“你要想的事很多。你需要什么样的经纪人，什么样的巡回演出，《小小救世主》一炮打响后你需要什么样的合同。我想就是这些。如果你给自己一点空间的话，你会把它们全部想出来的。像你这样的人总会有这个脑子的。”

　　像你这样的人总会有这个脑子的。
　　像你这样的人总会有这个脑子的。
　　像你这样的人……
　　有人在敲车窗玻璃。
　　拉里条件反射地一动，然后坐了起来。他脖子突然感到一阵疼痛，他畏缩着不敢动了，那儿的肌肉感觉僵僵的。他睡着了，不只是打个盹儿。似乎重新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但此时此地是灰色纽约的白昼，手指又敲了起来。
　　他痛苦而小心地转过头来，看到了他的妈妈，头上披着一条网状围巾，正在朝车子里看。
　　他们隔着车窗彼此望着，拉里莫名其妙地感觉自己赤裸裸的，像动物园里的一只动物一样被人看着。然后，他笑了起来，把车窗摇了下去。
　　“妈妈？”
　　“我知道是你，”她以一种异常平静的口吻说，“出来，让我看看你站起来的样子。”
　　两条腿也睡着了；当他打开车门出来时，四肢麻木的感觉一直延伸到大脚趾。他从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见到她，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暴露无遗。他感觉像一个在站岗时睡着的哨兵突然被喊了立正一样。他不知怎地希望母亲看起来小一点儿，不那么自信，这么几年像施了魔法一样，他成熟了，而她还是老样子。
　　但她发现他的方式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他10岁时，她总会在星期天的早晨叫醒他，认为他睡得时间太长了，她就会用一只手指敲他卧室关着的门。14年后，她还是用这种办法叫醒他，他睡在他的新车里像一个疲惫的孩子，总想熬夜，却被瞌睡虫弄得昏昏欲睡，而且睡着时的姿态不怎么优雅。
　　现在，他就站在她的面前，头发乱乱的，疲惫地咧着嘴傻笑。他的两条腿仍感觉麻木，他不得不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他想起她曾经告诉过他如果他这样的时候就必须去浴室，现在，他不动了，任凭麻木的感觉刺痛着他。
　　“你好，妈妈，”他说。
　　她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一种敬畏之情又回到了他的心中，像小鸟归巢一般的感觉。担心她会转身离他而去，拒绝接受他，给他一个背影，或者走到拐角处的地铁口，离开他。
　　她喘了口粗气，一个人搬起一件重物前就是这样喘粗气。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的自然、轻柔——那么恰如其分——他感到非常高兴，几乎忘了他的第一印象。
　　“你好，拉里，”她说，“上楼吧。我从窗户往外面看时，就知道是你。我已经打电话请了病假。”
　　她转身领着他上了原先两只石狗中间的台阶。他跟着她上了三个台阶，赶上了她，由于腿脚麻木走得还不利索。“妈妈？”
　　她转过头来，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她的脸上闪现出一种惊恐的表情，好像宁愿被抢劫，也不愿意被拥抱似的。接着，脸上的惊恐消失了，她接受了他的拥抱，也紧紧地抱住了他。她的香粉味悄悄地钻到他的鼻孔里，不经意地勾起了乡愁，如此强烈、甜蜜又如此苦涩。过了一会儿，他想他快要哭了，还自鸣得意地想她可能也会这样；此时此刻十分感人。透过她倾斜的肩，他可以看那只死猫，一半在里，一半在外地躺在垃圾箱里。当他们分开时，她的眼睛干干的。
　　“来吧，我给你做点儿早饭。你是不是开了一整夜的车？”
　　“是的，”他说，声音因动了感情而略微有点儿沙哑。
　　“那好，来吧。电梯停了，但是只有两层。这对有关节炎的哈尔西太太来说更糟。她住五层。别忘了擦擦你的脚。如果你带着泥进来，弗里曼先生会说我的。我发誓他能闻出来。肮脏是他的大敌，是吧？”他们现在都住在楼上。“你能吃3个鸡蛋吗？我还要做土司，如果你不介意吃粗麦面包皮的话。来吧。”
　　他跟着她穿过原先那两只石狗，他有点凄凉地看着它们曾经矗立的地方，只是想确认一下它们真的不见了。她推开门，俩人走了进去。甚至那深棕色的窗帘和饭香都没变。
　　艾莉丝·安德伍德给他做了三个鸡蛋、咸肉、土司、果汁、咖啡。他把饭都吃了，只剩下咖啡，他点燃了一支烟，从桌子旁向后退了退。她对香烟闪现出指责的神情，但没说什么。这使他恢复了一点自信——一点，并不是很多。她擅于耐心等待时机。
　　她把锅放到刷碗水中，它发出了点儿嘶嘶声。她变化不大，拉里此时正在想。有点老了——现在她可能已经51岁了——头发有点变灰了，但头上仍是满头黑发。
　　他开始往咖啡碟中弹烟灰；她把碟子突然抽走，换上了一个烟灰碟，她一直把它放在碗橱里。碟子已经被咖啡弄脏了，似乎最适合弹烟灰进去。烟灰碟很干净，一点瑕疵都没有，他往里面弹烟灰有点于心不忍。
　　“你终于回来了，”艾莉丝说，“回来做什么？”
　　好吧，妈，我的这个朋友开导我要认清人生——那帮成群结队的傻瓜总是跟着我。我不知道朋友这个词是否适合他。他在音乐上敬重我，就像我敬重1990年水果口香糖公司一样。但他让我穿上了旅游鞋，罗伯特·弗罗斯特不是说过，家是那种地方，当你走到那时，你的双脚就不由得要带你走进？
　　他大声说：“我很想你，妈妈。”
　　她哼了一声。“这就是你经常给我写信的原因？”
　　“我可不太爱写信。”他慢慢地抽了口烟，吐了5个烟圈儿，慢慢地飘散了。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他笑着说：“我可不太爱写信。”
　　“对你的妈妈还耍心眼儿。这一点没变。”
　　“我很抱歉，”他说，“妈妈，你怎么样？”
　　她把锅放好，拔掉洗涤槽的塞子，把发红的手上的肥皂沫擦掉。“还好吧，”她说，又回到桌旁，坐下。“我的背还是痛，我吃了药。勉强还过得去。”
　　“自从我走后，你没有犯过病吗？”
　　“犯过一次。但让霍尔默斯医生看过了。”
　　“妈，那些按摩疗法都是……都是骗人的。”他不说话了。
　　“都是什么？”
　　面对她的笑容，他不自然地耸了耸肩。“如果你有钱，又是白人，只有21岁。他帮你，那当然很好。”
　　她叹了口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丸冬青油救命丸。“我可远不止21岁。而且我也感觉到了。要一丸吗？”他冲着她拿的救命丸摇了摇头。她自己吃了。
　　“你还是很年轻，”他开玩笑地恭维着，像以前一样。她一直喜欢这样，但现在，听了这话，她的嘴角只浮现出一丝笑容。“你的生活中有新的男人吗？”
　　“有几个，”她说，“你怎么样？”
　　“没有，”他郑重地说，“没有新的男人，只有一些姑娘，不是新男人。”
　　他希望她大笑，但这次她还是只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让她烦恼了。”他想。那是什么原因呢。她不知道我来这儿想要干什么。她毕竟为了让我露面等了3年。
　　“拉里还是那个老样子，”她说，“从来没正经过。你没有定婚吧？是不是一直在和人约会？”
　　“我和好几个女孩约会，妈妈。”
　　“你总是这样。至少你从没回家告诉我你让一个漂亮的天主教女孩怀孕了。你以前要么不是小心谨慎，非常幸运，要么就是非常有礼。”
　　他努力板着脸。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她直接或转弯抹角地对他谈起异性。
　　“不管怎样，你要听着，”艾莉丝说，“他们说单身汉总有乐子。不是那回事。你已经长大了，能瞎折腾了，弗里曼先生就是这样。他要了那间挨着人行道的屋子，总是站在窗户那儿，希望刮来一阵大风。”
　　拉里哼了一声。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你的歌。我告诉别人，那是我儿子。那是拉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
　　“你听到了？”他奇怪为什么她一开始不说，而是先说了些不足挂齿的小事。
　　“是的。一直从年轻姑娘听的摇滚乐电台听的。罗克电台。”
　　“你喜欢吗？”
　　“就像我喜欢听那类音乐一样。”她坚定地看着他，“我认为有一些歌听来很有启发。下流。”
　　他发现自己的脚总是移来移去的，他强迫自己不动。“可能只是听起来……有些激情。就这些。”他的脸泛着红光。他从未想过坐在妈妈的厨房里讨论激情问题。
　　“‘激情’应该在卧室里。”她简短地说了一句，结束了关于他的成名歌曲的艺术讨论。“还有，你的嗓音变了，听起来像个黑人。”
　　“现在吗？”他打趣地问道。
　　“不，是在收音机里像。”
　　“她应该走过来。”拉里一边压低了嗓音模仿比尔·威瑟斯的唱法，一边笑着。
　　“就像这样，”她点点头，“当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我觉得弗兰克·西纳特拉标新立异。现在他们有了这种说唱，他们叫说唱。我看是大嚷大叫。”她用妒忌的眼神看着他。“至少你的专辑中没有大嚷大叫。”
　　“我有版税，”他说，“卖出一张专辑就抽一定百分比的税。它分成若干部分……”
　　“噢，接着说，”她说，她的手作了一个轰赶的动作。“我数学考试从来没及格过。是他们付给你钱，还是你贷款买了那辆小车？”
　　“他们给我的不多，”他说，差一点说漏了嘴，还好收住了。“那辆车我付了定金。其余的那部分钱我一直在付。”
　　“宽松的贷款条件，”她悲伤地说，“你父亲就是这样破的产。医生说他死于心脏病，其实不是。他的心已经碎了。你爸爸是因为宽松的贷款条件才加重的病情。”
　　这是陈年旧话了，拉里只想不受它的影响，在适当的时候点点头。他父亲开了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店。一家罗伯特专营店，就在不远的地方开业，一年后，他的生意破产了。他为了寻求安慰就不停地吃，3年中长了110磅。拉里9岁时，他死在街角的一家小餐馆里，当时他面前放着一盘吃半截的肉丸子三明治。在守灵时，她姐姐努力安慰一个看起来绝不需要安慰的女人——艾莉丝·安德伍德——说人死了比活着强。她说，可能是这样。从姐姐的肩膀上，他一下子看到了她的姐夫，他一直在喝酒。
　　艾莉丝后来独自一人抚养拉里，她一直用格言和自己的看法主宰他的生活，直到他离开家。当他和鲁迪·施瓦茨开着鲁迪的那辆老福特车出发时，她对他说的话是：加利福尼亚也有救济院。亚西尔，那是我妈妈。
　　“你要留在这儿吗。拉里？”她温柔地问道。
　　他很惊奇，反问道，“你介意吗？”
　　“有地方祝后面的卧室里有活动床。我一直在后面的屋子里储藏东西，但你可以把一些箱子移开。”
　　“好的，”他慢悠悠地说，“如果你肯定你不介意的话。我只在这儿呆两个星期。我想我还要看望一些老熟人。马克……盖伦……戴维
　　……克里斯这些人。”
　　她站了起来，走到窗户那儿，把它打开了。
　　“拉里，你在这儿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也许我不善于表达自己，但我很高兴看到你。以前我们从未好好地说过再见。都说的是一些刺耳的话。”她的脸对着他，仍旧很严肃，但充满了令人生畏的、不太自然的爱意。“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感到后悔了。我只会说那些话，是因为我爱你。我从不知道怎样说恰当，所以我就用别的方式表达。”
　　“那很正常，”他说，低头看着桌子。那种激动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可以感觉到。“听着，我出钱买家具。”
　　“如果你想买可以买。如果你不想，也不要勉强。我有工作。你还是我的儿子。”
　　他想着那只死猫，一半在里一半在外地躺在垃圾箱里，还想起了水手杜威，笑着将待客用的锅填满，突然他的眼泪流了出来。他用脏手去擦反而更脏了，他想这可能是她的想法，并不是他的——什么都没按照他想的那样发展，什么都没有。她彻底变了。他也是，但不像他怀疑的那样。一种不自然的反差出现了；她变得越来越大，而他不知怎的，越变越小了。他没有回家看她，是因为他要去别的地方。他回了家是因为他害怕，他想要妈妈。
　　她站在窗前，看着他。白色的窗帘在潮湿的微风里飘来飘去，把她的脸弄暗了，虽然没有全遮住，却显得愈发严肃了。窗外车水马龙的声音传了进来。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条手绢，走到桌前，放在他正在摸索的手中。拉里性格坚强。她不会因此而责备他的，但结果会怎样呢？他爸爸是个轻信他人的人，她内心非常清楚是什么导致他病情加重；马克思·安德伍德总是借贷多，收回少。所以是在那种情况下形成的坚强性格？拉里要感谢谁？还是要谴责谁？
　　他的眼泪不能改变他性格中石头般坚强的一面，就像夏天的一场暴雨并不能改变石头的形状一样。这种坚强的个性有许多好处——她知道这点，以前她在这个城市里独自抚养孩子时她就知道，因为这个城市对当妈妈的并不怎么关照，对孩子则更少——只是拉里还未觉察罢了。他就是她说的那样：拉里还是那个老样子。他还会继续走下去，不动脑子，给别人——也给他自己——添麻烦，当麻烦太多的时候，他还会唤起那种坚强的性格让自己摆脱。那别人呢？他会让他们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岩石是坚硬的，他的性格是坚强的，但他没把它用在正道上。她能在他的眼睛里和他的一举一动中看出他的性格……甚至从他弹香烟弄出那些烟圈的动作中也能看出。他从不让他的这种坚强性格锋芒毕露去伤害别人，但那种性格确实存在，但当他需要时，他仍会像孩子一样唤醒它——它就像一根大头棒，当他掉进自己挖的陷井中的时候再拿它开出一条路来。从前，她曾对自己说拉里会变的。她这样说过，他会的。
　　但站在她面前的已经不是个孩子了，是个长大了的男人。她恐怕他的改变期——深入彻底的改变性格，她的牧师称之为灵魂的改变，而不是心灵的改变——已结束了。拉里的性格让你感觉像听到粉笔写在黑板上时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一样。深埋其中，露形于外，非拉里莫属。他的心中只有他一个人。但她还是爱他。
　　“你累了，”她说，“收拾一下。我把盒子挪开，你就可以睡了。我想我毕竟今天就要忙开了。”
　　她穿过走廊到后面的卧室去了，他原先的卧室，拉里听到她在一边咕咕哝哝，一边搬箱子。他慢慢地把眼泪擦干。窗外车水马龙的声音传了进来。他试图回忆起他最后一次当着他妈面哭的情景，他想起了那只死猫。她说得对。他是累了。他从未感觉这么累过。他上了床，睡了将近18个小时。
　　第6章
　　法兰妮从房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五六点钟的光景，看到父亲正蹲在豆子地里全神贯注地拔着杂草。父亲老来得子，现在年纪已经过了60，头上总戴着一顶垒球帽，帽子下露出花白的头发。她的母亲住在波特兰，靠卖手套为生。法兰妮儿时最要好的朋友埃米·劳德定在下个月初结婚。
　　她低头注视着父亲的背影，目光里充满了爱意。缅因州的夏初时节，午后的阳光给人一种特别的祥和感觉，她喜欢这种感觉。她还记得1月的阳光，总能让她感到一阵阵强烈的心痛。夏初的午后，天色渐暗的时候，会勾起人无数美好的回忆。她想起小里格公园的垒球场，她的父亲曾经在那里打过垒球；她还想起了甘甜的西瓜、新收的玉米、清凉的冰茶，还有她的童年时光。

　　法兰妮清了清嗓子：“要帮忙吗？”
　　他转过头，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来了，法兰妮。看见我了是不是？”
　　“大概是看到了。”
　　“你妈回来了吗？”他略一皱眉，脸上随即恢复了喜色。“想必是没有，她才走的。快，想帮忙就过来吧。回去别忘了把手洗干净。”
　　“看女人先看手。”法兰妮一边逗趣，鼻孔哼出一声笑来。彼得努力装出生气的样子，可装得并不太像。
　　她在紧挨着他的一个田垅蹲下身子开始拔草。麻雀唧唧喳喳叫个不停，远处一号高速公路隐约传来车来车往的轰鸣声。如果到了7月，噪音简直大得不行，而且隔三差五地还会发生一两场严重车祸。
　　彼得打开了话匣子，跟她谈自己这一天的事。法兰妮仔细地听着，不失时机插入几个问题或者点点头。他全神贯注地干着手里活，不会注意到她在点头，但眼角的余光能够看到她点头的影子。他在桑福德公司一家大型汽车配件厂做机械工，已经64岁的年纪，再过一年就要退休。这一年并不算长，因为他还攒了4个星期的假，打算在9月份等她妈妈回家后把它休完。一想到退休他心里就不踏实。他告诉她，他努力不把退休看成是一次休不完的长假；他退休后会有不少朋友，他们对他讲退休的日子也还不错。他觉得自己不会像哈兰·恩德斯一样百无聊赖，也不会像卡隆两口子一样穷困潦倒——就是那个可怜的保罗·卡隆，一辈子几乎没缺过一天工，可到头来老两口混得还是不成样子，只好卖了自己的房子搬去和女儿女婿同祝
　　彼得·戈德史密斯对社会保障制度一向不满，他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社会保障，过去也是这样，那时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因为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以及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而走向互解。他告诉女儿，在三四十年代，缅因州民主党还没有什么势力，但她的祖父就是一个民主党，她的祖父也把她的父亲教育成了一个民主党。在奥甘奎特的鼎盛时期，戈德史密斯一家几乎成了社会上的贱民，但他的父亲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口头禅，和缅因州共和党的信条不相上下：不要相信什么精英，他们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所以要推翻他们的政府，不达目的永不罢休。
　　法兰妮笑出了声。她喜欢父亲这样讲话。他不总是这样，因为那个女人——他的妻子，她的母亲——会用她那张刀子嘴把他驳得无言以对。
　　必须要相信自己，他接着说，要让那些精英们尽可能地善待那些选他们上台的老百姓。通常做不到人人称心，但这也就行了，彼此半斤八两，谁也不欠谁的。
　　“关键是钱。”他告诉法兰妮，“威尔·罗杰斯说过，地盘就是钱，因为地盘不会变多，金子和银子也是这个道理。爱财如命的人是让人讨厌的坏蛋；不懂爱财的人是傻瓜，不可恨，但是可怜。”
　　法兰妮猜想他大概是想到了可怜的保罗·卡隆，法兰妮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她忍住没问。
　　她不希望父亲对她讲自己如何在不错的年景攒下钱来维持家计。他只是说，她从来没有给两人造成负担，条件好的时候如此，条件差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供她上完了学，每向朋友们讲起这一点，他总是觉得非常自豪。她的母亲不懂得这些。对于女人来说时代已经不同了，不管喜欢不喜欢这种变化。但卡拉到底也想不通，法兰妮是在上学，不是在外面找野男人。
　　彼得说：“她看到人家埃米·劳德结婚了，就寻思开了，‘应该是我们的法兰妮才对。埃米长得是漂亮，但是和我们的法兰妮站在一起，那她可就给比下去了。’你妈一辈子都是老脑筋，现在也改不了。所以你经常得和她有点小别扭，说来也不奇怪。谁也没有错。不过你得记着，法兰妮，她已经老了，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可你却长大了，你应该能明白这些。”
　　彼得把话题又拉到了自己的工作。他说，那是在一家小印刷厂，一位同事差点给砸掉了小手指，当时他走了神，可手指就在邮票底下，幸好里斯特·克罗利及时把他拉开了，可后来里斯特·克罗利走了。他叹了口气，仿佛回想起自己后来也离开了那里。紧接着他的声音里又充满了兴致。他告诉她，自己有一个主意，可以把汽车天线隐藏到发动机罩底下。
　　他东拉西扯，讲得十分起劲。两人的影子越来越长，在他们身前的田垄向前移动。这种情景让她感到心态平和。她本来是来告诉他一件事的，可从很小的时候起，每次她有事要说的时候却总是先听他讲上一大通。她不讨厌他，据她所知，没有人嫌他唠叨，也许她的妈妈是一个例外。他喜欢讲，也很会讲。
　　她开始注意到他已经止住了话，此时正坐在地头的一块石头上，一边磕着烟斗，一边看她干活。
　　“你在想什么，法兰妮？”
　　她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不知道如何开口。她本来是要告诉他的，可现在却不知道能不能说出口。两个人都没有吱声，就这样沉默着，她终于受不住这种沉默。
　　“我怀孕了。”她说得很简单。
　　他填烟斗的手停了下来，两眼打量着她。“怀孕？”他说，似乎没有听到过这个字眼。“噢，法兰妮，你是在开玩笑，还是在……”
　　“是真的，爸爸。”
　　“过来，坐我这儿。”
　　她顺从地走过去，坐在他的身旁。她感到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胃里隐隐觉得一阵恶心。
　　“真的可以肯定？”他问。
　　“可以肯定。”她回答，说完不由自主地抽噎起来。他伸出一只胳膊把她搂在怀里，停了很长时间。等到泪水止住的时候，她勉强着提出了一个压在心里的问题。
　　“你还爱我吗，爸爸？”
　　“什么？”他看着她，一脸迷惑。“爱，和过去一样。”
　　听了这句话，她又开始哭了起来。这次他没有理会，一口一口地抽起了自己的烟斗。在微风的吹动下，烟雾慢慢地在空中飘散。
　　“你觉得很失望是吗？”她问。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经历这种事，不知道如何是好。是那个叫杰西的吗？”
　　她点了点头。
　　“你告诉他了？”
　　她又点了点头。
　　“他怎么说？”
　　“他说娶我。或者花钱让我打胎。”
　　“要么结婚要么打胎。”彼得·戈德史密斯自语道，一边吸了一口烟。“他倒不是一根筋。”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搭在牛仔裤上的手，上面沽着一些泥土。“看女人先看手。”她的脑子里又浮起了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女儿怀孕。我必须要退出教堂了。看女人……
　　父亲说：“我本来不太想多问别人的私事，他或者是你是不是没有注意？”
　　“我吃了避孕药，”她说，“可是没管用。”
　　“如果不是你们两个的问题，我就没有什么说的了。我真的不会责怪谁。人在21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到了64岁上也就想不起来了。所以咱们也不要细说了。”
　　她感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你妈妈可能会唠叨个没完。我不能不让她说，但我不会跟她起哄。你明白吗？”
　　她点了点头。父亲早就没有了和母亲拌嘴的心思，至少不会大吵大闹。他有一次曾经和法兰妮说过，母亲那张嘴不饶人，她说东谁要是说西，她说出话来肯定没了谱，等到出语伤了人再后悔也晚了。法兰妮觉得父亲可能在很多年前就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对着干，结果闹离婚；要么就得处处让着她。他选择了后者，不过他自有自己的主见。
　　她轻声问：“爸爸，你肯定不会去想它吗？”
　　“你是说随着你的想法？”
　　“我不知道。”
　　“打算怎么办？”
　　“对妈妈？”
　　“不，对你自己，法兰妮。”
　　“我不知道。”
　　“嫁给他？两个人过日子和一个人开销差不多，人家都这么说。”
　　“我不想嫁。我觉得我已经不爱他了。也许过去是。”
　　“因为孩子？”他的烟斗着得很旺，在夏日的空气里散发着一阵迷人的香味。蟋蟀开始嘟嘟地叫了起来。
　　“不，跟孩子没关系。反正已经有了。杰西他……”她话说了半截。她想数落杰西的不是，孩子突然的到来有她的问题，杰西自然也脱不了干系，只是过去她从来没有想过。匆匆忙忙结婚，早晚准得后悔。这是她妈妈的一句口头禅。
　　“他这个人很软弱。”她说，“我也说不太清楚。”
　　“你是不是不大信任他，法兰妮？”
　　“是的。”她说。她觉得父亲此时已经看到问题的根子。她确实不信任杰西。“杰西人不错。他希望做得好一些，他做得还可以。可是
　　……两个学期之前，我们参加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读诗的那个人叫特德·恩斯林。人很多。大家听得非常认真，非常严肃。可是我……你知道我这个人……”
　　他伸出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她。“法兰妮笑开了。”
　　“是啊，没错。我就说么，你对我非常了解。”
　　“了解一点儿。”他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反正就笑了。我一直在想：‘这个邋遢鬼，这个邋遢鬼，我们都来听一个邋遢鬼念诗。’诗念得抑扬顿挫，就像听收音机里面唱歌似的。我就笑，我不是有意在这样。跟恩斯林先生的诗没有什么关系，那诗确实不错，他人长得也挺好。我是觉得大家那么全神贯注地看他，样子蛮好笑的。”
　　她瞥了一眼父亲，想看看他的反应。他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反正我是坐不住了，我必须得离开。杰西跟我大发脾气。我知道他发脾气有他的道理……我太孩子气了，我的心思太幼稚了，真的。可我经常这样。该做什么事我一样可以做好。”
　　“没错，你能做好。”
　　“可有的时候……”
　　“有时候金·拉夫敲门，你是不会把他拒之门外的。”彼得说。
　　“我想肯定不会。不过杰西就会这样做。如果我们结了婚，他会时不时回家看看我是不是把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请进家。用不着天天请，有那么几次就够他大发脾气的了。那时候我就得努力地……我想……”
　　“我想你一定会不高兴。”彼得一边说，一边紧紧地搂住她。
　　“我想我会不高兴的。”她说。
　　“那就别因为你妈而改变主意。”
　　她闭上眼睛，心里越发觉得踏实了。他全能理解，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你认为我打胎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我想这才是真正要说的问题。”
　　她注视着他，觉得十分惊讶。
　　他带着一丝看破天机似的得意的微笑，浓浓的左眉轻轻扬起。尽管这样，她仍然觉得他还是十分严肃的。
　　“也许是这样吧。”她慢吞吞地回答。
　　“听着，”他说，可却莫名其妙地打住了话头。她确实在全神贯注地倾听，耳朵充斥着麻雀、蟋蟀的叫声，还有远处传来的飞机的轰鸣、汽车的喧嚣。
　　她刚想开口，他抓住她的手，开口说道：“法兰妮，爸爸确实老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到1956年才结婚。”
　　他心事忡忡地注视着她。
　　“卡拉那时候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她那时，那时起码还年轻。等到你哥哥弗雷死后，她就变了个人。人也开始老了。弗雷死后她就再也长不大了。这话可能有点不中听，可你别以为我是在说你妈妈的坏话。我是这样觉得，弗雷迪死后卡拉就再也长不大了。她看人看事总是戴着厚厚的一层有色眼镜，自己还以为不错。”
　　“她那时候是什么样，爸爸？”
　　“这个……”他沉吟了一下，默然地往园子外面的远处望着。“她和你很像，法兰妮。爱笑。我们经常去波士顿看红袜棒球队的表演，打到第7局的时候她总要和我出去，到小吃摊子喝上一点啤酒。”
　　“妈妈……会喝啤酒？”
　　“会喝。打到第9局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洗手间里，出来以后她就对我大吵一通，说我让她耽误了很精彩的一段比赛，其实非要到下面的小吃摊子喝酒的是她。”
　　法兰妮努力地想象自己的母亲一手拿着一杯啤酒，像一个热恋中的女孩抬头看着父亲合不拢嘴的样子。但她觉得怎么也无法想象。
　　“她一直没有怀孕。”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一起去看了医生，想检查一下两个人谁出了问题。医生说两个人都很正常。后来到了1960年，生了你的哥哥弗雷。你妈妈喜欢得不行。弗雷是她父亲的名字，这个你知道。1965年她流了一次产，我们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到1969年又有了你，早产一个月，不过一切正常。我非常喜欢你。我们都有了自己喜欢的孩子，可是弗雷死了。”
　　他不再出声，一脸痛苦的神情。弗雷·戈德史密斯死于1973年，那时他13岁，法兰妮4岁。开车撞倒弗雷的人是酒后驾车，曾经多次违章。弗雷7天后死了。
　　“我想堕胎太好听了。”彼得·戈德史密斯一字一句地慢慢地说着，仿佛每个字都令他心痛。“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故意杀害婴儿。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思想太僵化，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你现在必须考虑。我说过，我已经老了。”
　　“你不老，爸爸。”她喃喃自语。
　　“老了，老了。”他突然变得十分粗鲁，显得心烦意乱。“我已经老了，还一门心思地想对年轻人指指点点。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17年前夺去了我儿子的生命，我的妻子从此精神失常。一提堕胎我就会想到弗雷，没有办法，就像诗歌朗诵会上你不由自主笑出声一样。你的母亲会一板一眼地提出反对。她会说，这是道德问题。这是一种有2000年传统的道德。生命的权利。我们西方人的全部道德都是以生命的权利为基础的。我只看到了弗雷。他受了内伤，根本救不活。我看到了弗雷。他在床上躺了7天，浑身打着绷带。人命太贱，有了打胎，人命就更贱了。我看的书比她多，但弗雷的死让她想得比我还要多。我们做的，我们想的——这些有时都太过武断。这件事我怎么也忘不了。就像喉咙里堵了一块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好些合乎逻辑的东西都是从荒谬中推导出来的，都是从信念中推导出来的。我是不是在胡言乱语？”
　　“我不想打胎。”她轻声说道，“我有我的道理。”
　　“什么道理？”
　　“孩子是我身上的肉。”她微微扬起下巴说道，“就算是只想自己，我也不在乎。”
　　“你会不会放弃？”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想？”
　　“不想。我要生下它。”
　　他不再出声。她仿佛感觉到他有些失望。
　　“你在想着我的学业，是不是？”
　　“没有。”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把手叉在后腰，骨节喀喀地响了几声。“我在想，我们聊得挺长了。你现在还没有必要就做决定。”
　　“妈妈回来了。”她说。
　　他随着她的目光望去。卡拉的车子在薄暮的余光中开上了车道。卡拉看到了他们，按了几下喇叭，向他们起劲地挥动着手臂。
　　“我得告诉她。”法兰妮说。
　　“是得告诉。不过隔一两天再说吧，法兰妮。”
　　“好吧。”
　　她帮他收拾好工具，然后两人一起向车子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