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杯子里的酒泼到庆远的脸上，说你为什么不打开看一看？你为什么这样对待叔公？庆远举起双手，在脸上抹来抹去，似乎是很委屈。庆远说我不知道他是叔公，我只是猜测。 我抓起庆远，两人直奔县医院太平房。太平房的门敞开着，里面烟雾缭绕，有几缕断断续续的哭声夹杂在烟雾里。屋里的灯光很暗，我站了好久才适应过来。我看见五六个年轻人相拥而哭，他们的亲人躺在水泥平台上，上面盖着一张洁白的床单。我走到水泥平台边，揭开覆盖死人的床单，看见死的是一位中年妇女而不是我们的父亲。那些哭泣的人都把脸转向我，他们哭泣的、悲伤的面孔变成了愤怒的面孔。 庆远把我引向一个角落，我看见一只军用挎包，上绣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我打开挎包，终于看见我们父亲的烟斗、烟丝以及两套黄色的童装。我用挎包捂住脸，泪水夺眶而出。 我把我们父亲的那只军用挎包砸到姐夫的桌子上。姐夫的眼皮猛地跳了一下，身体随之颤抖起来，一种悲伤的神情在姐夫的脸上停留了大约几秒钟。姐夫说近一个月来，几乎每天死一个，我怎么知道摔死的是我的岳父？我说你是院长，我们的父亲就躺在你的太平房，躺在你的眼皮底下，你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姐姐当初怎么选中了你？姐夫突然冷笑一声，说这与爱情无关。 看得出姐夫不想跟我争论，他说不就死了一个人吗？在医生们的眼里，死岳父和死一个陌生人是一回事。 我跟姐夫、庆远赶到大哥的办公室。大哥看见我的手里提着我们父亲的那只挎包，目光刷地拉直了。大哥夺过挎包，说出什么事了？姐夫说爸死了。大哥的牙齿咬住下嘴唇，咬了好久，但大哥没有哭，眼眶里没有一点水分。姐夫说爸是摔死的，你们公安局一定有记录。 大哥调来电话记录本，一页一页地往下翻。翻着翻着，大哥的手僵住不动了。我和姐夫凑到电话记录本上，看见县公安局九月十六日的电话记录： 发话人：河西派出所傅光辉。 接话人：谭盾。 内容：今夜8点40分（20点40分），我在十字街口下坡处发现一被摔倒的老头。当时围观者众，当我挤进人群后，看见一踩三轮车的中年男人把摔倒的老头抱上三轮车，并送往县医院。老头头发全白，身高1米65，身穿浅灰色衬衣，黑色裤子，脚登一双布鞋。半个小时后（21点10分），医院打来电话，说该老头送到医院时已断气，无法抢救，现停在医院太平房里。老头随身携带一只军用挎包，内有一个烟斗，小袋烟丝，两套黄色婴儿衣服。 领导签字：请河西派出所派人到医院拍照、验尸，并以县公安局名义发协查通报。 东方红 东方红是我大哥的名字。这个响亮的名字是我们的父亲为他取的。现在他的名字仿佛签到了我们父亲的尸体上。 大哥的目光停在这一页电话记录上，久久地没有移开。大哥说从这页记录上看，怎么也看不出是我们的父亲。老三，如果你当公安局局长，你能从这百来个字上面看出我们的父亲吗？大哥用一种哀求的目光看我。我一言不发。 星期天早上，我和姐夫、大哥以及庆远抬着一口棺材上了县城的后山坡。我们决定把我们父亲的尸骨挖起来，装进棺材里，然后重新安葬。我庆幸这个小小的县城至今还未实行火葬，我们的父亲因此而没有那么快变成土地的肥料。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到我们父亲的尸骨。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我们来到埋葬我们父亲的土堆边。庆远指着那一堆崭新的黄土说，就在这里面。 我们小心翼翼地扒开泥土，都憋住气等待我们的父亲出现。可是，把那些松动的新泥扒完了，我们仍然看不到父亲，土坑里一无所有。我们用疑惑的目光盯住庆远。庆远左右上下看了看，坚定地说是这里，没错，是这里，我是用脚把他踢下坑里去的。庆远说着，把头扑到土坑里，鼻子抽了抽。庆远抓起一把泥土，茫然地站着，说奇怪啦，我明明把叔公埋在这里，怎么就不见了呢？如果不是埋人，谁会来这里挖这么大一个土坑，又垒这么大一堆黄泥呢？ 我们的双腿突然软下来，一个一个地坐在新翻的泥土上。四双眼睛盯住那个土坑，谁也不想说话。我们似乎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们的父亲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