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愉快时总习惯沉默不语，或更确切地说，我不悦的缄默所具有的那种冷酷、卑劣气质，过去总能吓得瓦莱里亚束手无策。她总是先小声抽泣继而放声哭号，一边说着：“让我发疯的是，你这样呆着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也试过对夏洛特保持沉默——而她只一味发出唧唧声，或咯咯笑我的不言不语。真是个奇异的女人！于是我就退回我原来的房间，现在是标准的“书房”了，低声嘟哝说我毕竟还有部学术性的巨著要写；夏洛特也就继续美化她的家，写几封信，或拿起电话婉转啼唱。我从窗户，透过如漆的白杨树叶的颤动，能看见她穿过大街，心满意足地给费伦的妹妹寄信。
　　在我仍对滴漏湖静止的沙滩作过最后一次拜访后的一个星期，一直最星雨阴霾密布，那是我能记得的最抑郁的日子。
　　而后终于出现了二三缕模模糊糊希望的光线——在太阳完全进出之前。
　　我想到在良好的工作秩序中，我有个灵巧的大脑，我或许该好好利用它。如果我不敢干预我妻子对付她女儿(在令人无望的远方明媚的天空下每天都在越变越热烈，肤色越变越深)的计划，我必须能想出适宜的办法维护自己，这方法日后没准能引向一个特殊的良机。一天晚上，夏洛特自己为我提供了一个出口。
　　“我有件令你惊喜的事，”她说，脉脉地看着我，手中举起一勺汤。“秋天，我们俩去英格兰。”
　　我一口吞下我勺里的东西，用粉红色餐纸(噢，这是米拉罐饭店需有的证明)抹净嘴唇，我说：
　　“我也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亲爱的，我们俩不去英格兰”“为什么，怎么回事？”她问，看着——那种惊诧比我预料的还严重——我的手(我下意识题迭起又撕开又压平又撕开那张无辜的粉色的餐纸)。不过我微笑的面容石知怎么使放心了。

　　“事情很简单，”我答道。“即使在最融洽的家庭里，象我们这样的，也不是所有的决定都由女方做埃有些事情应该论文夫决定。我可联想象你这样一位健康的美国女子，遇上与邦波尔夫人——或‘冻肉大王’塞缨尔。邦波尔，或一位好莱坞荡妇乘同一条海轮横渡大西洋，定会喜不自禁。我一点不怀疑当我们望着——你，坦诚的明眸，我，控制着我嫉妒的羡慕——望着‘皇宫哨兵’或‘红色哨兵’或‘海獭食者’或别的什么时候被拍摄下来，你我一定会为旅游公司做一则最漂亮的广告。可是恰好我讨厌欧洲，包括古老快乐的英格兰。你很清楚，对老朽和腐败的世界，我所有的，仅仅是悲哀的联系。你画报上登的那些彩色广告也无济于事。”
　　“亲爱的，”夏洛特说，“我真——”“不，等等。眼前的情况纯属偶然。我关心一般倾向。当你想让我不顾工作把整个下午花在湖边晒太阳，为了你我会很乐意顺从，为你晒成个金光灿灿的小黑孩，而不再作学者和，怎么说碾，教育者。当你带我去与可爱的法洛夫妇玩桥牌喝酒，我也总是欣然从命。不，请等等再说。当你要装饰你的家，我不干涉你的计划。当你决皮——当你决定一切事情，我也许完全或部分反对——但从无半句怨言。我可以忽视个别事。但我不能无视一般倾向。我喜欢被你指挥监督，但任何一种游戏都有规剔。我不是生气。我根本不是生气。
　　别再那样做。我也是这个家的一半，嗓音虽小但还清楚。”
　　她走到我身边，跪了下来，慢慢地但非常猛烈地摇着头，抓紧我的裤子。她说她从来没想到。她说我是她的统治者，她的上帝。她说露易丝走了，让我们现在就做爱吧。她说我必须原谅她否则她就去死。

　　这场小事故使我满是得意。我轻轻地告诉她，这是件无需请求原谅的事，但需改变一个人的方式；我决心趁势故作冷漠阴沉，有相当长的时间只埋头写书——至少是假装用功。
　　我原先屋里的“工作床”，—早就变成萦绕我心头的那张沙发了，夏洛特从我们同居起就提醒我，那屋子该改成标准的“作家私室”。“英国事件”的两天后，我正坐在一张崭新又舒适的椅子里，膝上放着一大卷书，夏洛特用无名指敲门，悠悠地走了进来。她的姿态和我的洛丽塔多么不同，过去当她穿着脏乎乎的蓝仔裤来看我时，总是浑身散发出性感少女的留香；她衬衣最底下的扣子还总是开着，令人害怕又让人发狂，有股隐隐的邪恶。不过，让我告诉你们。在小黑兹的粗鲁无礼和大黑兹的泰然自若能背后，均流动着娇羞的气质，它们味道相同，低低的声音相同。一位伟大的法国医生曾对我父亲说过，在近亲中，最微弱的胃响“声音”也相同。
　　夏洛特就这么踱了进来。她觉得我们之间的一切都不对劲。昨天以及昨天的昨天的晚上我们刚上床就假装睡熟，天亮才醒来。
　　她温柔地问我她是否“打搅了”。
　　“这会儿不，”我说，把《少女百科》第三卷翻开，查看一幅被绘制人称作“臀界”的画。
　　夏洛特走到有一个抽屉的仿桃花心木公桌子边。她把手放在上边，小桌子很难看，毫无疑问，可并不碍她的事。
　　“我总想问问你，”她说（象是谈生意，一点也不卖俏），“这东西干吗锁？你这屋还要它么？样子真蠢极了。”
　　“别管它，”我说。我正在“期堪的那维亚野营”。
　　“有钥匙么？”“藏起来了。”
　　“唤，亨……”
　　“锁着情书呢。”

　　她给了我—副受伤雌鹿的目光，这使我很气恼，而后，她不知我是否很认真，也不知如何继续这场谈话，就又呆站着了。我慢慢看过几页(校园、加拿大、小型照相机、糖果)，她出神地望着破璃，用杏黄加玫瑰色的尖利指甲敲打它。
　　这会儿(我看到“乘独木舟”和“北美野鸭”了)，她挪到我的椅子边，就势重重地落坐在扶手上，用我第一任妻子惯用的香水的气味立刻将我淹没。“阁下愿意在这儿过秋天吗？”她问时，小拇指指着一个守旧的“东方州”的一幅秋景。“为什么？”(非常清晰又馒悠悠)。她耸耸肩。(没准哈罗德过去总是那时候去度假。开放的季节，条件反射到她那儿。)“我想我知道那是哪儿，”她说，手仍指着。“我记得一家旅馆，‘着魔猎人’，很古怪，是不是？食物真是精美。而且互不干扰。”
　　她靠在我的太阳穴上摩挲了脸颊。瓦莱里亚很快就又恢复常态。
　　“晚饭你想吃点儿什么特别的么，亲爱的？约翰和琼一会儿来。”
　　我咕噜一声做了回答。她吻了我的下唇，明快地说她要做个蛋糕(从我租宿起开始的传统，因为我赞赏她的蛋糕)，然后留我独自一人选惘地呆坐房内。
　　我小心地把打开的书放在她坐过的地方(书还试图做海浪翻转，但突在里边的铅笔阻止了它)，我查看了藏钥匙的地方：它很乖，仍躺在那只昂贵的安全剃胡刀下边；这只旧的过去我一直用着，直到她给我买了只更好、更便宜的。这是万无一失的隐藏地么——在刀片下边，在那只包着天鹅绒的盒槽里？盒子放在装有我各种各样的工作文件的一只箱中。
　　我还能做什么改进吗？很显然，要想藏东西有多么难——尤其当一个人的老婆总把眼睛盯在这家俱上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