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小杨要结婚了。在一片道贺声中，小杨一面高兴得合不拢嘴，一面向朋反们诉苦——“怎么办呢？”小杨是公务员，月入不丰，加上这一年多，为追求这位准新娘，早已花光了他的全部积蓄，而现在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算来算去，衣服、首饰、家具、用品，一切均要从简，但即使从简，也仍是必须再想办法筹钱。于是，朋友们义不容辞，这个忙当然是要帮的。
　　我一面为小杨计算，一面就说起我结婚的时候如何如何。我觉得有些事，就硬是非要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再说，才有昧道。现在我提多年前，我结婚时候的情形，我不知新朋友听了做何感想，老朋友却一定会觉得亲切，而发出会心的微笑。
　　那时候，是年，台湾光复才两年多。我和他同在台湾广播电台做事。我们都是凭着年轻人出来闯荡的心情，只身来台，可说是“四手空空”。要结婚的时候，同事们先就为我们担起忧来——没有钱，怎么结婚？
　　于是，他们就提议给我们来个会。每位出几千元老台币，位即可得几万元。至少可以买点必须的衣物用具。我们两个“小天真”商量了一下，却婉谢了。说，起了会，将来还不是要还？不如不要。那时，我每月薪水是.万元老台币（约合现在元）。
　　发了当月的薪水，买了一件略微像样的旗袍料，就已去掉了两万元。他的薪水也比我多不了多少，大概是万元之谱。我们跑遍了台北市，好容易给我买到一双合脚的白虎皮高跟鞋，说也凑巧，也是两万元。这样结算下来，我们二人的全部余资，就只剩下了.万元左右。也就是说，既不够再买一件衣料，也不够再买一双鞋了。
　　我把剩的这点钱，放在钱包皮里，老同学泽宜跑来张罗，说：“新娘子不买点东西吗？
　　我陪你办嫁妆去！太平町（延平北路）东西便宜。”于是，我们煞有介事地去了。结果，我挑来挑去，只买了一瓶小号的Pond'S面霜，以下就什么也不买了。泽宜问我：“怎么不一起买好，难道还要再跑一趟？”我说：“没有什么可买的了。”其实，就连老同学，也不知我竟然那么穷。我手中只剩万余无，还得租件礼服，礼服就要一万元租金，剩点零钱压口袋，总比都花了好。
　　礼服有了，鞋有了，化妆品有了，旗袍有了。当时台大工学院的彭院长是我父亲的好友，也是我在台湾仅有的父执辈。我请彭伯伯做主婚人。彭伯母送了我一件很漂亮的衣料，是紫红、粉红、粉蓝、白等等彩色大花朵的。比我自己买的那件值钱多了。我决定先把这件做好，在婚礼那天穿。

　　结婚，一向是以新娘子为主角，因此，先忙我的。我的忙好了，这才想到新郎还没有衣服。那时，他本来有两套勉强可以见人的衣服，但是，他把一套新的送了朋友，身上一套太旧，简直不能做礼服穿。无奈，只好向一位朋友黄君商量，由他向他的同事转借一套，试了试，倒还合身，皮鞋也就免买新的了。
　　朋友黄君是个总务人才。他平常和我们一同玩闹，常表现出他安排事务的才干。这时，便自告奋勇，替我们负责办酒席。有些朋友早已自动先把应送的礼金送来，由黄君统筹办理。黄君果然有气派，他把礼堂订在“凯歌归”（“凯歌归”是当时最高级的宴客处所，位于仁爱路东门旁。）我们起先怕钱不够，不大赞成。黄君却很得意地告诉我们，一切他自有打算所收礼金除掉开销之外，可能还有盈余。
　　现在我们担心的只是家具了。要说，日式房子，家具也不很重要，只是内地人习惯有个桌椅。尤其新婚之后，一定要招待朋友总不能让人家学日本人，席地而坐。所以，我们和黄君商量，由他帮我们买了一个三夹板的圆形小几，但却买不起沙发。无奈，只得向当时电台的业务科王科长家里借来一套，言明数日之后，即行归还。
　　于日，吉日良辰到了。我此地无家，主婚人彭伯伯是代表父亲。彭府就是我的娘家。
　　彭伯母里外地张罗忙碌，帮我打扮整齐。临上汽车的时候，她忽然发现我手上仍拿的是平常上班用的那个黑色长方形的公事包皮。说：“这怎么行？”她可没想到我和新郎俩人都那么穷，以为是我忘了买了，回身把她自己的一个新的白色皮包皮拿来递给我，说：
　　“用这个吧！”
　　我接过来，倒是觉得自己顺眼多了。
　　我们坐车子先到台湾摄影社照了照片，新娘花不知他是从哪里买的，红红绿绿的一大堆，实在俗气。临时向照像馆老板借了一束假花，那花是清一色淡黄的马蹄莲，非常别致。后来我把那张彩色的结婚照片寄回家去，家中亲友来信，一致赞美，说台湾的花真好看！
　　我照完了像，来到“凯歌归”，在黄君燃放的鞭炮声中，进了新娘休息室。同学泽宜对着身穿礼服。头戴花纱的我看了一阵，失声叫道：“哎呀！怎么没戴耳环？”
　　“为什么一定要戴耳环？”我说。
　　“不行，不行。”她说，“手上也光秃秃的，像什么话？”
　　她边说边跑出去，坐车到她铜山街的家里，把她二姐何太太的金手镯、金戒指、金耳环，叶铃咣啷的带来一堆。挑了几样给我戴上。那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戴了那么多的金饰！

　　婚礼进行曲是电台的唱片，经过扩大器播放，那倒是最标准的演奏——我想，大概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灌录的。彭伯伯把我带进礼堂，司仪开始一项一项的赞礼，各项的致词、行礼、盖章、奏乐等等，循序进行，直到礼成，没有人发现我们的婚礼省掉了一个项目，也许有人发现，而没好意思提出纠正——我们没有交换饰物。省掉这一项目的原因，是我们买不起金饰，没有饰物可以交换。所以，事先就彼此同意，“免了这项吧！”
　　谁说结婚一定要交换饰物？不交换又怎样？于是，我们理直气壮地免了这一条。
　　喜筵开始，宽敞的大厅，清清爽爽地排开十几桌酒席。那气氛，实在很美，不像两个没有钱的人在结婚。婚礼完毕，朋反们一哄到了我们的新房，少数人占据了借来的沙发椅，多数人还是得坐在“塌塌米”上。我招待大家吃西瓜。大家把西瓜皮都扔在脸盆里，西瓜水还是弄得“塌塌米”上到处都是，后来一直都在招蚂蚁。
　　我们的床是向公家借的两张单人床，我把它们并在一起，变成双人的。上面的床罩是他在地摊上买的红色丝织的窗帘纱。大概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幅面很宽。我把两幅缝在一起，铺在床上，两边长长的垂下来，不但喜气洋洋，而且十分别致。朋友们人人说好，女同事而且还决定明天也去逛逛地摊，看还有没有类似的帘纱，也可买来应用。
　　第二天，朋友黄君拨着算盘，来向我们报帐。朋友送的礼金不少，去掉礼堂租金、酒席钱、小帐、杂支等等，还剩下万多元。我一想，那怎么行？结婚怎么可以赚朋友的钱？人家送礼的钱，我们怎么可以不吃完，而挪做别用？于是，在结婚半个月之内，我三天两头请客，直到把那些剩下的钱统统请光，才算放心。而那一阵，正赶上台风季节，常常下雨。一下雨，房子就漏。我把中间漏雨的地方摆满了洗脸盆、奶粉罐和水桶。
　　把朋友都赶到不漏雨的角落里，让他们坐在墙角边，吃我做的“灵感菜”。朋友们也完全一副“宾至如归”的样子，忘了我们本来没钱，怎么还直请客？
　　好了，这时，婚也给了，礼金也花完了；金饰还给了何太太，皮包皮还给了彭伯母，沙发也还给了王科长。我们新房的客厅里，就只剩厂一个孤零零的三夹板圆茶几。没有沙发，光有茶几，真是难看。我们只得向公家借了把本制的办公椅子，围在圆几周围。

　　办公椅子太高，茶几太矮，但是并不妨碍朋友们来聊天的兴致。他们那居高临下，身坐办公椅，面对咖啡桌，高谈阔论的风采，我至今犹觉历历在目。
　　我们没有负债，所收礼金也完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现在想来，那时真有点傻里傻气，糊里糊涂，莽莽撞撞。也就是因为年轻，凡事凭一股冲劲，管它三七二十一，一切传统的风俗礼节，一切瞻前顾后的想法，统统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我们的结婚喜帖是一位写诗的朋友设计的。他用厚的卡纸做成双折的卡片（当时的卡纸很黑，很粗，如今大概谁也看不上眼）。卡片是正方形，正面印新郎新娘的名字，背面印了一幅象征爱情与祝福的木刻画。里面的词句是我们别出心裁创造的。写的是：
　　“我俩决定于X月X日X时在台北‘凯歌归’结婚，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过了好几年，我们一直很穷。忽然有一天，他在电台晚会中摸彩，得了一个不锈钢的戒指。我看了，说：“你直到现在都没给我一个结婚戒指，不如就把这个给我吧！”
　　于是，他把那枚戒指套在我手指上。以后我就一直戴着它。看见它的人都以为它是白金的，而且都说：“看那古怪的花纹，也不是本地货色；又那么宽，一定很重。”
　　白金就白金吧！本来在我看，也没有什么两样。或许，它所代表的意义，比白金还多些。
　　我喜欢告诉人家我结婚的时候如何如何，因为它可以使那些为没钱铺张而难过的朋友们，得到很多安慰。尤其是我和他现在已经不必再用“居高临下”式的桌椅来招待朋友，房子也不再漏雨。当初曾帮过我们，或为我们担心着急过的朋友们也不再为我们担心和着急。我想，我们所走过来的这一段人生路程，对尚在趑趄不前的青年朋友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路，就是这么走出来的。人生就是这么一半懵懂，一半认真地闯过来的。我们的指南针很简单，说穿了，也许只是“心之所安”四个字。他是一个很豁达的人，每到有困难的时候，就用他那北平调子的四川话说：“到哪个坡，唱哪个歌。”
　　这些年来，我们所唱过的歌有糊涂歌，有倔强歌，有不懂事歌，有受罪歌，有开心歌，有吵架拌嘴歌，也有雨过天晴歌。而结婚的时候那支歌是什么歌呢？
　　无以名之，也许可以叫它做“不知天高地厚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