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拿着报题单又去了他办公室。他在接电话，挥挥手让我找个地儿坐，过了一阵子，抬头看我愣愣地拿张纸还站着，叹口气，伸手把纸接过去签了。
　　后来有同行采访我：“你向台里报这个题时，是受什么驱动？”
　　我说：“三十年发生了不少事儿，我也三十了，就觉得这是我的历史，想知道。”
　　她问：“那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吧？怎么会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呢？”
　　我跟她说：“我们会在‘九·一一’时做那么多报道，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这一点我不明白。”
　　她问：“那你以前为什么没这个想法？”
　　我被问愣了一下：“到了这个年龄，像有什么东两扯着你一样往回望。”
　　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现在已经残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二十四万人遇难。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车运的、走路的、抬着担架的……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一点一点爬来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有老妇人赤裸着身体，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身前。

　　一天里，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
　　当年的女医生现已六十多岁，比划给我看：“从你坐的地方，往北四里，往西四里，全是人，躺在雨里，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时候探着人过去，会动的是活人，不会动的就是死了。”
　　她白大褂下摆被染成了红色，是被伤员和他们家人的手拽的：“医生，救救……”最后一瓶氧气，她给一个伤员用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氧气瓶周围躺了六个人，每人鼻子里一根导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有一本借来的《唐山大地震》。有个细节多年不忘，当时没有麻药，一位女医生给一个小男孩用刷子把头皮里的沙子刷出来。这个女医生就是她。
　　“四十分钟。”她说，“没有灯，用手电照着做的。”
　　她一边掉眼泪，一边用刀背刮那些结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脚就抽搐一下。六岁的小男孩，一滴泪也没掉，不断地念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
　　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他，想见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留没留疤。”但是，当年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尤其是伤亡的人，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这是机密”。火车路过唐山，必须放下窗帘。

　　我问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诉她的后代。她说没有。
　　我问：“那到您孙女这一代，还会记得么？”
　　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摇摇头。
　　“您不怕被遗忘吗？”
　　她反问我：“不记得的事情多了，大饥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没说话。
　　她一笑，把话收住了。
　　我采访了一位摄影师，他是地震后唯一可以用相机自由拍摄的人，拍了一千多张，其中一张很著名，是孤儿们在火车上吃红苹果，孩子们都笑着。
　　他说其实当时车站上满满都是人，四千两百多个孤儿，每个孩子头上都别着小布条，布条上是遇难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站台上拉着抱着的都有，哭声震天。
　　我说：“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吗？”
　　他说：“……不知淹没在哪些底片里了，从没拿出来过，我只拿出了笑的这张。”
　　我问，是不让拍么？
　　他说不是：“是我自己当时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是什么？”
　　“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
　　“你遗憾吗？”
　　“遗憾，因为灾难更应该反映的是人的本质。”有记者看完这段采访，问我：“吃苹果的孤儿的照片也是真实的，为什么没有直击人的内心？”
　　我说：“那个刷头皮的小男孩的细节之所以让人记了很多年，那个医生对他的情感之所以显得那么真实，是因为小男孩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是因为他的坚忍。西藏人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个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锋利和痛感感觉不到，后来的蜜汁你吮吸起来也会觉得少了滋味。”

　　地震三十年，有一个唐山当地媒体组织的灾民见面会。我原以为钱钢老师会反感组织起来的聚会，但他没有。他见到当年的人，拥抱着，大力拍他们背。大家坐了一排，挨个按要求发言，到他发言，就诚恳地说两句。
　　可是我和老范有点犯愁，这种形式感太强的见面会，左绕右绕也绕不开安排的痕迹，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么能用在片子里？只好作罢。
　　事后却后悔。
　　陈虻说过一个事儿。有个片子记录山东最后一个通电的村子，拍完编导回来说：“陈虻，抱歉，片子没拍好。”
　　他说：“为什么？”
　　编导说：“因为当天来了另一个电视台，非要‘摆拍’。比如说农民家里白纸裹的那种鞭炮，只有半挂了，一直烤在炉台上，舍不得放，就等着通电这天。结果这些当地电视台的不干，觉得这不够气氛，愣要给人家买一挂红鞭炮，让农民拿一竹竿挑着、举着，他们就拍。农民被他们摆布得已经莫衷一是，不知道该怎么弄，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准确了，所以我们没有拍好。”
　　陈虻听完说：“你为什么不把摆拍新闻的过程拍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