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我们第一次在直播中现场连线，让选民全程在线听会，直接对代表作出评价。有记者采访我，瞪大眼睛问：“难道不满意也能说啊？”
　　“当然可以啦，这是社会常态，有满意就有不满意，有了不满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职。”
　　采访农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时候，我们连线了深圳的农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评康厚明前一年履职时“过于软弱”。这是我们两会节目里，第一次出现对人大代表的批评，未见得全面客观，但可贵在于呈现了分歧。第二年，吉峰听到康厚明在两会上谈到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续，地方保护主义是绕不开的障碍之后，给了他掌声。
　　连线最后，我问吉峰：“你为什么要提出你的意见和疑问？”
　　他说：“我们不对自己的事情关心，谁来关心呢？”
　　直播完，回来车上有同行问：“你们这节目这么说那么说，会不会有风险？”
　　我想起老毛，当天采访完他先走了，我正在直播镜头前采访另一个代表呢，忽然眼前一黑。
　　一个黑影直接从镜头前穿过。
　　全场皆惊。
　　是老毛，嘴里还唠唠叨叨：“我的玉米呢？”他一把从我身边的桌子上拽走了那只黄澄澄的大穗玉米，看都没看这一屋子人，和正对着的镜头。一回身，又从直播镜头前昂头阔步出去了。
　　玉米是刚才采访的时候他落下的。他带玉米来，不是当电视台的道具，急着要拿回会场，是去说服其他代表。他心里眼里都没有直播的镜头。
　　这只金穗大玉米两会结束后我要来了，放在我家书架上，是四年两会我留的唯一纪念。
　　二〇〇九年以后，我没再参加两会的报道，汪汪还是写信给我说说人和事的进展。她有时候沮丧，有时候兴致勃勃，有时候对我不耐烦：“你说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却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有一天，看到她一封长信，说直播中又采访了老毛，今年明显脾气急，为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提案，农民贷款难，他提了几年，之前答复一直是“在探索中”。
　　今年，他说：“光探索不行，现在探索多少年了，城里能抵押农村为什么不能抵押？刚才说担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为什么不能赶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这事，你说着急不着急？农民不贷款农民怎么能够发展？不能总是探索，怎么解决得拿出办法了。”
　　她写：“他说话急得嗓门都尖了。”
　　我问她，老毛为什么这么急？
　　她说老毛得了结肠癌，六号开会说完这些，八号就回去化疗了。他这是一个疗程没完，本来应该住院观察的工夫跑出来开会的。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两会，”汪汪最后写，“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四年之后，汪汪才把当年她的两会日记发给我。
　　她终究原谅了我：“不管柴静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坚持也罢妥协也罢，好好坏坏她是不会走的。”
　　我看她这段，想起当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总管、小米、韩大叔……大家吵来吵去，深更半夜临时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无数工夫，但没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来，一推十八楼那个小屋的门，“轰”一下的热气，七八个人都转过脸冲我笑，桌上给我留着饭，姚华把塑料袋里猩红的剁辣椒和萝卜干拎过来，大眼睛的小温温给我倒杯热水。
　　汪汪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我从不带笔，一辈子丢三落四，一边吃饭一边左顾右盼，想找个笔在纸上划一下。她背对着我，眼睛盯着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只手把笔送到我面前。
　　她后来在信里写：“你有点惊讶，我理所当然。十几平米的小屋，我们都挤在一起，彼此一举一动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过了四年，她才告诉我，那个在留言里写“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这么多年两会，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