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北京郊区曾经发生过政府与居民的剧烈冲突，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双方座谈时，脸都扭到一边，“剑拔弩张”。
　　“沟通不可能么？”我问。
　　居民代表黄小山说：“政府就要建，我们就不让建。不管是谁，总说这个‘就’字，‘就’要怎么怎么着，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
　　他组织居民举牌子在博览会门口示威，站在第一排，他头发是朋克式的，两边秃着，头上一丛染得像个鸡冠花，很好认。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就是那个黄毛”，他在雨里浑身都抖，“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在里面待了一夜，出来他换种方式，把“论垃圾为什么不能焚烧”的材料不停向各级政府递交，电视台组织辩论场场到。
　　政府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请他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这个人，路上见着姑娘漂亮就使劲看，目不转睛。他很真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兴的时候就骂。‘真’的人好交往，没有偏激和成见。”
　　日本国土面积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烧，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进去参观要换拖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但小区居民在镜头里骂他‘说他“叛变”了’向着政府说话。
　　他有点儿像小鱼，热锅上两边煎，但他说对抗不代表独立，“谁也不信谁，不买账，这不行，不能光服从，也不能光对抗，那只是个姿态。得有理由，有科学依据。批评政府，这事咱理直气壮，但也得反思自己，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垃圾焚烧，而是中国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湿垃圾，焚烧时如果达不到足够高温，就会释放二恶英。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他自己花钱开始研究“垃圾甩干机”，想用这个技术来过滤垃圾的水分。“我是个混子德性，本来打算移民，现在我怎么也不走了，这是我的地儿，我就留在这儿，死磕了。说句抒情的话吧，我在哪儿，哪儿就是中国。”

　　做这些节目时，常常会有人说：“不要往下做了吧，中国乱不起啊。”我理解这样的担忧，老郝和我在北京美丽园小区，曾见到过激烈的冲突。进小区时我吓了一跳，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整个小区挂满了红色标语和支持双方的不同颜色的旗子。很晚了，马路上都是人，挥着拳头，打着标语，有人喊：“杀死雷霞。”
　　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里的业主，雷霞是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她刚打赢了官司，让业主少掏物业费，但物业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突然撤走，停电停水。有一部分业主说是业委会打官司才造成这个后果。他们围在马路上，向雷霞叫嚷。电视镜头一对着，几十人就围上来，把手里拿的纸几乎挥到雷霞的脸上，大声喊：“剥下他们的画皮。”
　　雷霞不说话，手没有架在胸前，也没有放在兜里，站着听。
　　面向她站在最前头的中年男子说：“你们凭什么打这个官司影响我们生活？我们愿意交这个钱，交得起，这是民意。”
　　雷说：“这是一个集体，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少数人是要保留一点来服从的。这是一个公理。当时票箱表达的意见就是只有十票反对。九百多户投票，八百多户赞成，这不代表民意吗？”
　　中年男子说他们当时没有投票，因为想让业主大会达不到半数而无效，人数最终过半后业委会官司打赢了，这些没投过票的人在马路上喊“打倒业委会”，业委会的杜平说：“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里表达你的意见，而不是站在马路上。”

　　但是，马路上的声音太大了。在我们的镜头里，反对业委会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有人下跪，有人游行，有人拉标语……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不知道理性会不会在拳头面前落败。
　　后来我发现，最终起作用的，是那些住在小区里，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反对过投票，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
　　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渐渐加入议论，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聚在一起开会，建立小区论坛，在公告栏里，贴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人，是以前并不关心公共事务，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私人时间的人。
　　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他说：“以前不太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感受比较深，也比较惭愧。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顺风车，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美丽园进行了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的选举，一千三百七十八户，一千零九十四户投票，拄项决议的结果都是六百多对四百多票，最终决定业委会留任，用招投标程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不再续聘原物业。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徒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唤醒的东西，带来了马路上最终的安宁。
　　二〇〇八年，我在美国，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突然说：“等一下。”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看，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枪杀，我们要去游行。”
　　“你们要求什么？”
　　“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
　　我目瞪口呆：“不会吧？”他看我不信，说“你等等”，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一个年轻的家庭，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一对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

　　“当然。”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
　　“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
　　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黑人的代码，是“nonhumanbeing”。
　　在这之前，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民权法》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
　　我问这个老黑人：“你们会选择暴力吗？”他说不会。“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智慧能。”
　　“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
　　“是，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
　　“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他说，“我们有法律。”
　　我们也有。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